文/罗建钢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投入型转向效率型，形成内生增长动力。在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增长动力的困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国有企业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手段，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内生增长模式的关键。因此，在当前新一轮国企改革大幕开启之时，我认为，其核心点要聚焦在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同时呼应“万众创新”的要求。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和内涵

　　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的概念最早由Solow(1957)提出，指总产出增长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增长所解释的“剩余”（又称为索罗剩余），其提高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作为广义技术进步的度量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用于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被新古典增长理论视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在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转变中具有重要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率、组织管理效率、规模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高达60%，而当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只有37%，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有以下两个途径：

　　其一是在要素数量难以提高的前提下，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以科技创新推动企业优化升级。此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要素质量。

　　其二是在要素质量难以有大的突破时，通过打破各种制度障碍、创新要素组合方式，消除制度性障碍，释放新的要素供给并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看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1）技术创新不足

　　首先是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缺少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任命制下具有典型的决策短期化倾向，更加注重短期和有形的收益，与技术创新的战略性长期化周期相冲突，导致创新投入不足。同时，企业缺少促进自主创新的制度设计，尤其是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其次，企业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科研人员利益得不到保护，创新热情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缺乏对无形资产的绩效评价，在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中，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往往被忽视，这也会影响到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2）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第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就是董事会制度的建设。由于国有企业一直在“泛行政化”状态下运营，董事会和经营层的人员基本上都是由相关部门任命并交叉任职，市场选聘经营者只是一个补充。在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市场择人机制也一定会存在缺陷。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三权”不能有效制衡，必然存在“一把手说了算”的“内部人控制”局面，组织效率表面上看似很高，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所难免。

　　第二，国有企业管理机制不顺。主要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既不能根据企业经营者经营管理绩效、风险、责任确定薪酬，建立市场化薪酬协商机制；也不能让企业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激励约束不到位，组织效率低下。

　　第三，企业组织机构繁多，人员冗杂。当前国有企业的组织机构设置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集团管理机构过于庞大，人浮于事，这种不合理的机构设置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并严重影响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3）规模和资源配置效率较为低下

　　国有企业由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规模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也是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原因。当前国有企业在规模和资源配置上存在两大问题：其一，产能过剩严重。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也受波及，国家推出了4万亿元刺激计划，而这4万亿元大多投资到了国有企业。导致的后果是，加剧了产能过剩。其二，国有企业较为普遍地存在资源垄断现象。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对银行低利率资金、行业准入等资源垄断广受诟病。由于国家存在对国有企业的“隐形担保”，导致银行一直视国有企业为优质客户，因此国有企业从来都不担心资金链的问题，导致对企业的成本控制较为松懈，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此外，由于行业准入限制，很多经营性行业都存在国有企业垄断现象，民营资本无法进入，降低了行业的竞争性，致使国企的发展和改革动力不足。这不仅影响了国企的效率，而且不利于整个经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4）国有企业监管体制存在制度性抑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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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初成立的国务院国资委被赋予了196户中央企业的出资人和监管职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摆脱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政企分开也前进了一大步，10多年来的改革卓有成效。但是，市场化的出资人和行政化的国务院特设机构的双重角色，既使国资委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管多了企业叫苦连天，管少了出问题要担责，又使企业在这种监管框架下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运营模式也无法脱离行政化色彩。大多数企业处于行业垄断性地位，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都缺乏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因此，现有的监管体制框架下，企业更偏好短期内增加投入进行扩张来增加产出，而不愿意使用通过创新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性手段争取其市场地位。现有的考核机制中也没有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考核的指标，在导向上更多的倾向于对年度和3年任期业绩的考核，这也会对企业的各种创新形成一种制度性抑制。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

　　应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自2014年后，新一轮国企改革逐渐拉开帷幕。此轮国企改革面临着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在持续低迷中徘徊，复苏仍有待时日。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快产业升级，纷纷提出制造业的“再工业化”，“互联网+”和“工业4.0”概念频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酝酿，以期带领各经济体向中高端经济水平迈进。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发展方式集约化、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动力转换成为新常态。总的来说，通过要素投入驱动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经济发展方式向以要素集约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而，一方面要加强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需进一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包括融资成本和税费的降低。因此，新一轮国企改革需抓住全球经济放缓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期，应对来自国际的激烈竞争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以产能转换为切入点，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来引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1）健全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促进技术进步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600405,股吧)泉。因而，国有企业应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调动更多的资源来推动技术进步。除了加大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国有企业也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新技术的开发来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来说，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制度的设计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第一,国有企业应成为独立的创新主体。独立的创新主体意味着要保证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中，收益与风险的高度对称，促使企业自主开展科技研发等自主创新业务。换言之，从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角度来说，应将创新活动收益的长期性与经营者的短期剩余索取权相匹配。如此一来，才能激发国有企业经营者对自主创新活动投入的热情。

　　第二，建立健全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一方面，应在企业内建立系统的科研体系，体系中具体可设立战略、研发、执行三个层次的部门，从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出发，制定技术研发的中长期目标，然后通过技术开发和引进等中间部门来具体进行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最后通过执行层来加强对研发成果的应用和保护，并链接技术部门和生产部门，促进技术创新快速向生产力的转化，实现技术创新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和衔接。另一方面，加强国有企业职工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设计。制定并完善技术创新的成果评估制度和奖励机制，提高对技术创新人员的激励力度，以提高员工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第三，充分借助第三方力量，加强技术创新。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上都相对保守，因而与第三方进行合作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可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研发机构，或者临时聘请相关行业专家从事科技攻关和专项研究，也可以搭建创新平台来加强产学研合作，这种合作形式可以有助于资源共享，分散风险，提高技术的研发和利用效率。

　　第四，健全国有企业无形资产的评价体系。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企业的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及品牌价值在市场竞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形资产是企业内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体现，是对品牌、技术专利、商誉等进行市场价值的评估。企业需重视自身无形资产的积累，同时也应重视对国有企业无形资产的绩效评价，以提升企业的软实力。唯有如此，国有企业才能取得长足发展，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推进企业组织制度改革提升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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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市场化选聘企业经营者，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采取公开遴选、竞聘上岗、人才中介机构推荐等市场化方式遴选职业经理人。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激发职业经理人的责任心和创造性，抑制其不良的动机和行为。比如对职业经理人采取市场化的薪酬激励，使薪酬水平与经理人的业务水平成正比。其中，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可以采用期权激励的方式将经理人的利益与公司直接绑定，提高国企职业经理人的工作积极性。而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可以采取新增利润分成等制度等。

　　第二，精简管理机构，推进事业部制改革。针对国有企业自身庞大的组织架构，首先要识别其中的臃肿部门和利润中心，对于臃肿部门，要进行大刀阔斧的精简或合并；对于利润中心，要提高其在企业的地位，加大资金和后台部门的支持。也可以考虑对于产生利润的前台部门进行事业部制改革，以增强其业务经营的自主性，从而提高部门的决策效率，并增强其工作的积极性。

　　第三，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做到管理流程制度化和标准化。一方面，是确保所有员工都能按规则办事，明确各方责任，防止出现因为私人感情或是制度漏洞，员工未走管理流程，最后导致的业务风险或差错责任不清。另一方面，通过标准化的业务管理，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此外，奖惩机制要制度化，设置优胜劣汰的晋级和淘汰制度，让有才华的员工有机会脱颖而出，也避免搭便车现象的出现。

　　3）做好“三量改革”提高规模和资源配置效率

　　随着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和“工业4.0”的兴起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因而，当务之急需优化国有资本的产业布局，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具体的做法即是呼应供给侧改革，对国有企业推行主动减量、盘活存量、做好增量的“三量改革”。

　　一是主动减量。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煤炭和水泥等大都处于供给严重过剩阶段，部分企业内部也存在结构性过剩的现象，因此，企业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尤为重要，对于严重过剩的产品要主动进行减量。对于企业内部结构调整无望长期亏损企业或僵尸企业，要通过适当方式坚决退出，做好破产清算工作。对于企业中的低效无效资产，进行变卖和清理。要加大结构性调整力度，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总量控制，提升行业活力。

　　二是盘活存量。对于存量国有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内部技术制度创新等手段，提升国企的运行效率。在实际操作层面，可通过强强联合，减少同行业无效竞争。并以资源集约化和利益共享原则为起点，加强企业间的技术交易和信息互通，使沉淀的资源或资金得到更好的利用。此外，利用好资本市场的力量，加快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过程，通过引入其他资本盘活企业现有资产。

　　三是做好增量。未来产业将会继续向智能制造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演进，这些行业也是经济新的增长点所在，但却恰恰是国有企业比较薄弱的方面。因而，未来国有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通过收购等方式加快在上述行业的布局，并根据自身产业优势，加快与现有互联网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同时，国有企业通过自行研发，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做好价值链的延伸。

　　4）创新国有资本监管体制

　　一是建立以“管资本”为核心的“三层次”管理体制。第一层次是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国有资本监管职能。第二层次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具体履行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本的公司制企业，专门从事资本运营，不投资实业。运营的对象是持有的国有资本（股本），包括国有企业的产权和股权，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也是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本的公司制企业，其经营模式是以投资融资和项目建设为主，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主要投资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支柱性产业，通过资产经营和管理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第三层次是国有独资、控股和参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按照“公司法”规则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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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将国有企业按照其经济和社会属性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类监管。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提高改革的针对性、监管的有效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依照国有企业不同的功能定位，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三是推进国有企业集团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对于国有企业集团层面的改革，可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

　　四是以董事会建设为核心，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在国有独资的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及集团层面，继续推行外部董事制度，形成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明晰三大机构的权力边界，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在董事会层面，要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决策性权力，经理层在执行董事会决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经营自主权，监事会要切实发挥好监督作用，以保障公司治理依法、依规、高效运转，从制度上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责任编辑：王李游 HN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