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下行趋势下，当前我国企业投资意愿下降，“脱实向虚”迹象明显。央行公布的最近金融数据显示，M1、M2剪刀差已经扩展至15.2%，继续创新高。

在8月24日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夏季高峰会”上，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开出了治“脱实向虚”的良方，他认为，经济下行阶段行业利润减少，对民间投资意愿有抑制作用，往往率先收缩。但当前中国社会并不缺乏资金和资本，许多民间资本在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但传统产业正在调整，新兴产业需要多年积累，许多民间资本十分困惑，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持币待投现象。

姜建清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他指出，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力至关重要。促进社会资本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既有供给效应，又有需求效应。

扩大民间资本介入

姜建清指出，，基础设施投资分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如何把握好其比例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举例，在发达国家，私营部门投资占比一般超过50%，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低于30%。

姜建清认为，中国基建投资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的地方，一方面基建项目及融资多数由政府主导，政府承担了项目的全部收益和风险，对项目的商业性、公益性和准公益性区分不够。一些项目的决策过程还不够科学合理。

地方政府在融资中直接、间接承担责任部分占比大，导致政府负债率过高，存在着债务履约风险。随着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土地拍卖收入下降和融资平台债务制约，限制了地方政府投资发挥作用的空间。

另一方面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积极性不高，基建投资的市场化、商业化程度不高。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民间资本投资涉足最少、进入最为艰难的领域。

数据显示，在2012年中国民间投资中，投向基础设施的比例仅为7.4%。当前中国的PPP项目的初步需求达10万亿元人民币，但真正落地项目仅1万亿元。今年前3个月，民企签约PPP项目只有国企的三分之一，仅占签约落地项目的10%。原因有多样，PPP立法及配套政策尚未到位、基建项目回报率低、对合约可靠性担忧、利率和汇率风险、金融创新程度不高等。

姜建清表示，对基建投资领域的改革是扩大民间投资的重要举措。政府应原则上退出可以转化为商业性的基建项目。对于公益性及准公益性基建项目，政府应更多地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通过“早进入，晚退出”形成引领，通过“押后”还本、贷款贴息、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带动民间投资一起参与。

同时，鼓励金融资本与装备、材料、施工的等领域的社会资本结合，鼓励混合所有制形式的社会资本形式，最大程度地调动政府、国企、民企、外资、金融企业甚至以理财投资形式介入基础设施投资的个人的各方积极性，才能真正推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及小城镇，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应体现在这些领域。实现严格的招投标制度，对一般公共设施建设要有成本、效益、效率和回收期要求，争取投入产出最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同一项目现在与将来的投资额是不一样的。要通过对土地、劳力、材料、环保等要素进行趋势分析，进行投资额的折现值比较，作出科学的金融决策。”姜建清说。

商业吸引力不强怎么办？

姜建清认为，政府的突出职能是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操作流程，保持政策公平、透明和连续性，提升投资者对基建合约的信心。发挥民营资本经营管理和运营效率方面的优势，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领域的“准入门槛”，提高政府行政审批和社会服务效率，简化审批流程。

制定投资计划，做好项目的物有所值论证和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出台PPP项目库。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建立包括市场准入、资质要求、权责论证、激励监管、项目治理、收益风险共担以及退出机制等方面的一整套制度机制体系。

他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力的重要领域。要着力解决基础设施投资普遍存在的经济效益不足、投资条件不全、商业吸引力不强的痛点;通过设立基础设施基金、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开发基金等，弥补权益性资本的不足。具体而言，他提出通过设立担保基金、夹层融资基金、政策性保险公司等，提供融资风险补偿;通过出台减税、贴息等政策，降低经营和财务成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采购、可行性缺口补助、长期包销、价格调整等机制，稳定项目中长期现金流。

助力化解“资产荒”?

姜建清表示，基础设施投资的金融创新须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资产收益率在逐步趋降，投资者普遍在寻觅稳定合理收益的理财产品，各类金融机构又普遍感受“资产荒”。可见投融资机制并不顺畅，亟须疏通。"他称。“疏导资金流向，调整资产结构，给快速增长的负债找到合适的资产配置，改变社会投资过度金融化趋势，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

在他看来，投资期较长，安全性和收益率稳定的基础设施投资类产品，会成为社会资产配置的重要方面，从而开辟更广阔的投融资领域。通过由政府代表、民营资本、金融资本设立联合体的方式，加强政府、民企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实现信息交流、资源互补、收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构建多元化融资机制，金融资本也可逐步由融资提供者逐步探索成为产融结合的社会资本。

他认为，这就需要建立包容性金融体系。他建议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增信、评级、担保、债务流通、市场交易、法律法规等体系，鼓励债权人充分参与到项目咨询、决策、设计、施工、供货、监理、融资等各个环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投后管理，提高基础设施金融的风险评估、决策和管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