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目前我们党内共有两部准则：一部是1980年颁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另一部是1997年制定、2010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准则”，从字面意思来解释，它是依道德之理所遵循的标准或原则。它是党内法规中仅次于党章的高位阶制度类型，其地位高于条例、规则、规定。

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专门就近日修订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他指出:“立规修规既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适应管党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实现与时俱进。”那么，《准则》是否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呢?答案是肯定的。从名称到正文，从写法到内容，都佐证了这一点。

《准则》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此次修订，内容从3600余字精简至281字，幅度之大颇为罕见。从传统文化来看，如此大幅修订有其道理。

在《准则》名称中去掉“党员领导干部”，将其适用对象扩大到全体党员，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实现管党治党全覆盖的需要，也吻合“守护廉洁，人人有份”的传统文化。“廉耻事大，生死事小。”在我国，“廉”字源远流长，备受尊崇，应用广泛:“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就国家而言;“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是就官员而言;“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是就百姓而言。可见，在传统文化中，“廉”是官民共享的价值。“守护廉洁，人人有份”体现到党内就是全体党员人人有份，也就是王岐山所说的“廉洁是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

此外，《准则》篇幅剧减，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化繁为简、突出重点、针对时弊”要求的落实，也与《准则》在名称中将“廉洁从政”改为“廉洁自律”，按照自律的要求重写正文内容有关。庄子曾说:“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自律主要靠自觉，靠长期的自我修养，而不是外在的强制，廉洁自律尤其如此。原《准则》重“负面禁止”、轻“正面倡导”，洋洋洒洒规定了“8个禁止”“52个不准”，难以记住与践行。新《准则》立足自律，变“不准”为“自觉”，只提出正面要求，不作禁止性规定，汲取了自律的文化精髓，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便于广大党员将之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准则》前四条是党员廉洁自律规范，要求党员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表面看来，这四条规范比较抽象，但从传统廉洁文化来看，上述四条实实在在，无一不是对“廉”的具体化。

四条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分别反映了“廉”的四条“线”，印证了《准则》的传统文化底蕴。

就第一条而言，它倡导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反映了廉洁的界线。政治学界通常从以(公)权谋私(利)的角度鉴定腐败。古人云:“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生明，廉生威。”廉与公密不可分，衡量廉洁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公私关系是廉洁的分界线，公私不分是廉洁大忌，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是典型的不廉洁。党章把“克己奉公”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廉洁自律准则的第一条与党章的上述规定相一致。

就第二条而言，它倡导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反映了廉洁的底线。“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污日洁。”“廉者不求非其有。”由此不难理解，人们通常从贪污受贿的角度界定腐败，从不腐败的角度界定廉洁。其实，不腐败只是廉洁的底线，而不是廉洁的全部。

就第三条而言，它倡导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映了廉洁的防线。清朝金缨的《格言联壁》里有“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之说，甚为精辟。奢侈通常指向挥霍浪费钱财，过分追求享受，与俭朴相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十八大后，，中央视不正之风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反腐败治本之策，集中火力、驰而不息纠正包括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内的“四风”，有利于减少腐败增量。

就第四条而言，它倡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反映了廉洁的高线。王岐山在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时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把理想信念宗旨这个核心价值观作为“高线”，又要守住党的纪律这条“底线”。“不受曰廉”是从消极意义上界定腐败。“受”与“给”相对，两者的关系也就是“取”与“予”的关系。从“不受曰廉”展开推论，给予当然更可曰廉。古人云:“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集中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构成了廉洁的高线。

《准则》后四条确立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适用对象同为作为“关键少数”的“党员领导干部”，但适用领域却大为不同，即在廉洁从政基础上增加了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从公共领域拓展到了私人领域。

这种拓展既有现实的合理性，也是继承和发扬千百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训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

就第五条而言，它倡导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反映了“治国”之要。“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现代政治是公共政治，从政的实质是从事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治理。人民是权力的主人，党员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忠诚人民，做人民的勤务员，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就第六条而言，它倡导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反映了“平天下”之要。“天下为公。”古代官员所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今天看来固然有其局限，但就其站在民众的立场、帮助民众而言，仍然有其可贵之处。腐败是社会毒瘤。“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只有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为民谋利，才会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长治久安。

就第七条而言，它倡导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反映了“修身”之要。“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吾日三省吾身”，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才能实现从“不敢腐”到“不想腐”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