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28日~7月5日，中央组织部、质检总局和国家行政学院在京共同举办首个省部级干部全面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专题研讨班，邀请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学者、院士教授，从经济、管理、法治、科技等多个角度对全面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进行了交流讲解；邀请来自北京中关村管委会、海尔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政府官员、知名企业家以及大国工匠代表，分享了他们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实践探索，本报特意萃取了他们观点的精华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质量标准是由用户定义的

“请问现在的海尔集团，新的模式和传统模式各占多大比例？”

“如果制造环节出现质量问题，在新的模式下怎么解决问题？”

“现在能买到定制的个性化冰箱产品吗？”

……

6月28日，当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省部级干部全面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专题研讨班上“讲完课”之后，他介绍的海尔集团互联网下的新模式，一下子成为参加研讨班学员们关心的话题，大家纷纷提问，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张瑞敏在“讲课”中提出，在互联网时代，产品质量的标准应由用户定义，企业要生产用户需要的产品。业内专家表示，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海尔对质量标准的新观点，对企业的创新发展思路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我刚到海尔的时候35岁，是这个厂的第4任厂长，当时厂里的情况很差。1985年，我把76台质量不合格的冰箱集中起来，讨论是谁的责任，把谁的名字贴在上面砸掉，‘砸冰箱’就是希望唤起全员的质量意识。”当年的“砸冰箱”事件和那把知名的“铁锤”，无疑已经成为海尔发展史上的标志。

观念的改变很重要。张瑞敏传达的质量观念是：用户永远是对的。从最初的产品质量，到后来率先提出服务质量，再到互联网时代的体验质量，海尔不断探索的就是一直“致力于满足用户需求”的理念。在海尔的发展史上，一直坚信用户永远是对的，并以用户需求倒逼企业的改革和提升。在海尔创业早期实施的名牌战略、后期的多元化战略及2005年开始的全球化品牌发展战略，和当前正在进行的互联网化改革，都是为了满足用户在不同时期不断变化的需要。因此，张瑞敏始终强调不以自己的水平为上限，而以用户倒逼自己。在产品质量上假如以不变应顾客的万变，则错在企业，就难免被市场淘汰。

如何保证企业能够及时响应用户需求？海尔给出了质量新机制——与用户双赢的人单合一模式。这个模式不仅获得了首届中国质量奖，还入选了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商业案例，成为其最受欢迎的案例之一。

张瑞敏说，通过人单合一模式，海尔将产品在市场上的质量表现及时真实地反馈给具体的员工，自主管理班组的协同则将质量隐患消灭于萌芽中。在人单合一机制下，企业只有平台主、小微主和创客3类人，3类人以并联生态彼此协作，实现资源、研发能力和客户需求最优配置，从而自主地为用户提供产品。而传统的链条是研发流程，产品从提出概念到上市需要经过6个步骤，才能验证是否能够广泛满足用户的需求。若不能满足需求，不被市场认可，则企业前期投入将全部变为“沉没成本”，增加库存压力，降低经营效率。

在不同的时代，用户有不同的质量诉求。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中，用户的质量诉求表现在对全流程体验是否满意。这要求企业的研发、制造和市场各环节都要发生颠覆。在研发环节，海尔提出“世界就是我们的研发部”。他举例说，海尔的创客发现，怀孕的年轻妈妈们提出希望躺着看电视的需求，于是在网络上开放地寻求解决方案，吸引了来自美国硅谷和武汉光谷等全球各地的一流资源，很快，能够满足孕妇躺着看电视的“I see mini”就开发出来。在制造环节，则需要实现产消合一，像海尔的天铂空调，通过众创定制进行研发生产，所有生产的产品均已经被用户预订，销售环节在生产之前，因而不会产生任何库存。在市场层面上，海尔正在努力实现“电器”到“网器”的用户圈，建立创新用户体验的社群经济体系，从而形成用户提出意见、小微企业研发生产、用户反馈意见、小微企业及时迭代改进的正向循环。

“在新的时代，质量标准是由用户定义的，这是海尔的质量创新。”张瑞敏表示，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供给侧改革战略，生产用户需要的产品，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企业要素生产效率，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海尔由用户定义质量标准的观点和措施，无疑为更多企业按照供给侧改革的方向进行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也有望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的新方向。

#p#分页标题#e#

“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最后，张瑞敏引用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名言，对海尔创新的“用户定义质量标准”进行了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三个转变”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下，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6月29日，在省部级干部全面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专题研讨班上，知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动因以及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核心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出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针对的是传统方式已经失灵。经济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新阶段、新起点。”刘伟指出，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刘伟认为，作为世界上维持GDP高速增长时间最长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肯定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约束，社会发展条件也发生了系统性的深刻变化。”他说，约束我国经济条件的两个基本方面，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做出根本性调整。在这种调整过程中，既面临着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

“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刘伟指出，在全球70多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5个国家曾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而在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了“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3个不同时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

刘伟指出，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可称作“双重风险并存”。因此，从需求方面进行管理，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有不确定性，甚至有极大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从供给方面出发解决问题。“供给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企业。”刘伟说，从供给侧入手管理，政策作用对象主要影响的是生产者和劳动者，也就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和效率，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从供给侧入手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宏观经济之所以有双重风险并存，之所以传统的以需求管理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遇到极大局限，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双重风险并存局面不是总量失衡问题，总量失衡是一个现象，根子是结构性矛盾。

刘伟认为，中国现在要实现均衡、持续、有竞争力的增长，解决现在双重风险并存问题，光靠一般性的总量需求管理的政策的松紧搭配只能缓解矛盾，不能解决根本矛盾。要解决根本矛盾，需要从供给侧，从活跃企业，提高企业的创新力，从加大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者的积极性上着力，改变我们的生产质量。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效率的提升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改变，恰恰就是供给侧管理的着眼点以及供给侧改革达到和希望达到的结构性调整，从而解决中国经济严重失衡的根本出路所在。

刘伟说，从供给侧入手解决结构性矛盾，政策着眼点是影响生产者和劳动者等微观主体，如果不加强市场化，不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对企业的权利，对劳动力的权利，对私权有进一步系统的保护，对它的利益和产权关系，有进一步的界定，切实保护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劳动者的选择权，市场竞争的自由度的话，很可能一系列所谓供给侧管理的引入会导致政府对企业权利的全面否定，导致整个经济从市场化程度上大踏步后退，导致整个调控倒退集权、政府行政化的管理。

刘伟分析称，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入手，一个根本性、迫在眉睫的制度条件是，一定要有大的制度创新，要深入推动市场化进程，要明确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体制上，一定要加快民主法治建设，特别是法治化的进程。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改革要求的两个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一个是经济制度市场化，一个是政府制度法治化。“有了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会有效果，也能早日实现‘三个转变’。”刘伟说。

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忠钦院士：创新是灵魂 质量是生命

#p#分页标题#e#

去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成为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提出力争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那如何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中国走向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的目标呢？7月2日，在省部级干部全面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专题研讨班上，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林忠钦以“中国制造2025与提升制造业质量品牌战略”为题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创新是灵魂、质量是生命。

“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是新时期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林忠钦特别强调了制造业在建设质量强国中的地位。他表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制造业质量，制造业质量在《中国制造2025》中具有突出地位。2013年1月，中国工程院会同工信部、质检总局，组织5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专家开展了制造强国战略研究，为《中国制造2025》的出炉奠定了基础，构建了制造强国的指标体系，制造质量在中国制造2025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该战略也对质量品牌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

林忠钦还专门分析了中国制造在质量方面的若干热点问题。他说，重视质量是社会转型发展的普遍规律，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都会把质量振兴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来实施。对于中国来说，重视质量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促发展转型，质量升级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提升制造质量是优化产业结构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还有利于支持消费升级和增强竞争力、维护社会稳定。

林忠钦表示，当前国家空前重视质量，中国制造质量提升成效显著。他还特意以3个中国质量奖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归零系统管理方法、上海振华重工的“不欠债离岸管理模式”和华为集团“客户为中心的质量管理创新模式”为例，对其重要的启示作用进行了点评——质量是自主品牌创造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和保障、技术创新是自主品牌获取国际竞争地位的持续动力。

林忠钦指出，中国制造的质量仍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全国地区间质量竞争力差距较大、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出口影响加剧、企业质量效益有待提升、供给能力期待进一步提升、质量法制需要进一步完善、质量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缺少做事专一的质量精神、“中国制造”的品牌效应尚未发挥，以及各类质量事故频发等方面。他从发达国家重视制造质量方面，分析得出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如严格的标准化制度、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和引导等多方面。

在林忠钦看来，中国制造的质量提升还有若干难点问题，包括完善质量治理机制，从质量治理看，国家质量治理体系尚未形成，包括大质量工作机制不健全、质量管理运行机制不完善等多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政府管理效能，又制约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产品的一致性、可靠性和稳定性不尽如人意，很多中国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却无法生产出世界一流的产品，我国可靠性数据积累不高，缺乏可靠性设计意识和手段，对制造过程控制不够，缺乏可靠性试验的手段；我国相当部分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大量依赖进口，国产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可靠性低，性能、质量不能满足要求和需求，工业强基需要突破；中国制造品牌感知存在壁垒，品牌培育困难；质量人才与工匠精神缺失等。

林忠钦专门谈到了“工业4.0”时代的质量管理方法和研究。他认为，我国既要给质量2.0补课，普及质量3.0，还应不断创新质量管理方法，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结合大数据的技术和应用进行质量管理。

#p#分页标题#e#

林忠钦最后给出了提升我国制造质量的若干启示，包括综合施策，完善质量治理机制；加快《质量促进法》出台；集中力量突破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营造质量文化，弘扬工匠精神等。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建设法治政府 推进质量法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那么，在建设质量强国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纲要》的要求，以法治的力量推动质量发展？

7月4日，在省部级干部全面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专题研讨班上，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应松年从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出发，畅谈了如何更好地推进质量法治。

“法治政府建设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应松年说，我国已经提出了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目标，就是要求政府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积极履行职责，防止不作为与乱作为。要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福利。

在应松年看来，建设法治政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我国正处发展转型期，从人口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三个转变”的重要论述和要求，产品质量也要依靠法治，以创新为动力的基础是质量。质量法治是促使市场发挥正能量、抑制负作用的制度保障。

应松年专门以德国、美国、日本等质量强国为例，对质量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质量强国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质量、品牌，在市场经济中，需要质量法治对其予以保障。

同时，法治政府是小康社会的组成部分，又是小康社会的保障，小康社会必须实行法治。他专门提及了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里面既提出了我国质量发展的目标，也提出了质量法治方面的内容。《质量发展纲要》确定的目标时间正好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期，是小康社会的质量保障，也是进入小康社会的标志。

“质量问题是社会矛盾中的重要部分，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和核心，法律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包括法治社会和质量诚信、质量意识的一体化建设。”应松年指出，依法治国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其中就包括质量法律体系，目前我国与质量直接相关的法律已达11部，但偏重对质量问题的政府管理，对质量发展和质量促进仍是空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实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他说。

如何更好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更好地推进质量法治建设？应松年重点强调了两个方面：职权法定和权责一致。“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就是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应松年分析指出，职权法定对政府和社会的要求是不同的。对政府来说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对社会是“法无禁止皆可为”，一个是授权原则、一个是禁止原则。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区分政府与市场边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国家正在大力推行的简政放权、制定权力清单、审批制度改革，就是强调的这个问题。“对于权责一致，就是要求权力与责任一致，有权必有责，职权与职责，不履行法定职责要追究责任，同时权力与责任要相当。”应松年说道。

应松年还专门谈及了质量法治方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提升质量总体水平，就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优胜劣汰、公平竞争。同时，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大有可为：维护秩序、营造环境、提供服务、奖励激励、统筹协调等。”他说，《质量发展纲要》就专门提出了“政府监管、市场调节，企业主体，行业自律，社会参与”。应该使质量法治体系更加强大，部门机构职能、编制法定化，成为质量强国建设的法治保障。

#p#分页标题#e#

应松年特别强调，要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式。法治思维的关键是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起点是合法性思维，重点是公平正义、规则意识。法治方式就是要科学立法、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寻找解决争议的法治途径。

北京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以创新引领支撑质量工作

从上世纪80年代的“电子一条街”到后来的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中关村的发展，始终与创新紧密相连。

“中关村的创新史也是质量提升史。”6月29日，在省部级干部全面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专题研讨班上，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对中关村的发展历史，从质量的视角给出了不一样的“解读”。

当天，郭洪以“以创新引领支撑质量工作，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题，结合中关村的实际，畅谈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加强创新引领，推动中关村质量工作的做法和体会。在他看来，质量发展是兴国之道、强国之策。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是落实中央五大发展理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举措和内在要求。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核心是把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内容，乃至整个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最终衡量标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为什么中关村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质量史？“这与中关村战略定位有关。质量的基础是标准，高标准才有高质量，中关村在标准化战略方面始终走在前面。”郭洪说，中关村始终高度重视质量工作，将质量工作放在推动创新发展的突出位置。在中关村发展目标中，“四个一批”中的“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就包含对质量工作的要求。近年来，在质检总局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关村示范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质量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深入落实质量强国战略，以服务和推动示范区创新发展为核心，以建设标准、专利、商标品牌为核心的技术创新能力体系为重点，以构建示范区大质量工作格局为目标，持续推进先行先试改革和政策创新，质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标准化工作成绩显著，成为中关村在质量发展方面的突出特点和优点。截至今年2月底，中关村共研制发布标准5576项，其中国际标准207项、国家标准3111项、行业标准2078项、地方标准180项。“中关村率先在全国推出了联盟标准，目前已发布的联盟标准达到98项，很多标准都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郭洪举例说，TD联盟及其成员牵头创制的TD-LTE第4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已经完成在37个国家65个商用网络的部署，范围覆盖欧美亚。

郭洪认为，中关村在质量工作方面能够取得这些创新和成绩，与其先行先试的改革创新密不可分。比如标准化方面，在国家标准委的指导下，联合北京市质监局开展中关村标准创新试点，5年来，累计培育306家标准示范单位；积极筹建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中关村），探索建立了标准与科技研发、知识产权、产业发展协同推进机制及中关村团体标准运行机制，筹建工作已获得国家标准委的评估验收；有效整合北京地区优势资源，吸引国内外标准检测认证权威机构入驻，搭建“中关村标准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动标准检测认证一体化服务，为企业、联盟提供 “一站式”检测认证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经济对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郭洪分析指出，新经济形态下，质量发展理念要从产品质量向标准引领品牌创新转变；质量治理模式从政府治理向政府市场社会联合治理转变；质量监管模式从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从事前监管到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等，带来的新机遇则是创新提升供给质量，满足高品质需求，新经济就是标准经济，形成技术-专利-标准-产业的新路径。

针对新经济的特点，中关村从标准化、品牌、检测认证等多方面探索发展新路径，以创新引领支撑质量工作，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把创新作为质量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持续构建有利于“要素聚合、主体协同、文化融合、环境友好”的、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使创新的活力、生命力和内生动力充分显现，这就是“中关村密码”。“面向未来，质量工作在中关村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会更加突出。我们将继续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进一步做好质量工作，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贡献。”郭洪说。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质量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动力

#p#分页标题#e#

发达国家都曾在质量发展方面有着独到的创新，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开展质量强国建设有何启示？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来看，质量方面如何继承与发展？7月1日，在省部级干部全面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专题研讨班上，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教授全面分析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时期在质量方面的主要做法，结合中国的质量发展历史和实际，提出了我国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质量创新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时期共同推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也是我国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化改革的重要动力。

程虹说，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的质量管理体制机制发展完善的关键时期，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质量管理体制机制，既符合国情又独具本国特色，并由此成功实现了经济振兴；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制造迅速占领美国市场的情况，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加强质量管理，改进产品质量，推动企业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欧盟一直致力于建立自由贸易的“单一市场”，在政治制度上也逐渐建立起超国家层面的统一管理。在质量管理体制机制的完善发展过程中，其统一、宏观的特征尤为突出。

程虹认为，发达国家质量发展政策的共同启示是，普遍重视质量在供给侧创新中的作用，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质量发展均基于重大质量安全风险防范，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同参与，逐步建立起动态变化机制；经济转型时期各项政策的制定都归结于质量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以企业家和技能型劳动力为主的质量要素创新是质量创新激发企业主导作用的关键；市场对质量的决定性作用取决于国家质量管理体制对质量中介服务机构的培育和监管能力；推动质量管理方法的应用是质量创新有效性的重要基础；质量管理机构的准“三权合一”是质量管理体制机制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制等。

从秦汉时期适应大一统国家质量管理技术基础的建立，到唐宋时期以政府直接管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质量管理体制的法制构架基本形成，最后到新中国时期中国特色质量管理从质量技术创新向质量制度创新的跃升，推动和适应质量创新是中国质量管理发展的重要规律。

分析完中国质量的发展历程之后，程虹提出了建设质量强国的10大问题，包括质量是实现我国强国目标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当前面临的战略环境迫切需要推进质量强国战略、国民收入和企业质量能力提升是质量强国的核心目标与重点内容、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是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产品比较实验是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手段、质量大数据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团体标准激发国家强大的创新活力、质量服务业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质量诚信体系是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基础、强大的国家必须有强大的质量治理能力等。

“质量创新是指通过技术、管理和文化等多种方法，实现固有特性持续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和使用方的需求，并最终实现更高的效益。”在程虹看来，质量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无论是域外发达国家的还是历史的比较都能证明，政府质量管理体制的建立是社会质量创新的系统需要，也是推动质量创新的基本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在此前，武汉大学联合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共同组织了一次针对质量创新对供给侧影响状况影响的调查，历时3年，获取了大量一手数据。程虹结合调查中获取的素材，对质量创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需求创新是质量创新的前提、技术创新是质量创新的根本支撑、要素创新是质量创新的根本动力、服务创新是质量创新实现的主要路径、管理创新是质量创新的微观基础、制度创新是质量创新的根本保障。

#p#分页标题#e#

程虹建议，新常态下质量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职能，是通过提高供给侧体系质量来满足质量需求创新，通过强化质量综合管理职能支撑我国质量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激活企业家和高技能劳动力的质量要素创新是质量创新改革的主要内容，形成公平竞争而又充满活力的质量服务创新是我国质量创新改革的重要路径，驱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创新是我国质量创新改革的微观基础，构建对质量的多元共治机制是我国质量创新最重要的制度创新。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凤林:践行工匠精神 建设制造强国

“工匠精神不仅可以帮我们养成更加严谨、重视技能、更加专注的习惯，以此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还能作用于人本身，让个人在高度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中找到自我认同。”作为知名的“大国工匠”、第二届中国质量奖获得者，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科技）首都航天机械公司的高凤林，在省部级干部全面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专题研讨班上的“授课”内容，自然是围绕时下最为热门的“工匠精神”展开。

高凤林结合自己的成长历程，对工匠和工匠精神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儿时我就怀揣梦想，立志报效祖国的航天事业。作为中航科技的一名特种熔融焊接工和特级技师，自进厂以来我参与了多个项目的攻关并获得成功”，高凤林说，“在36年的航天工作生涯中，我共攻克技术难关200多项，焊接的火箭发动机有140多发，共计300多台，没有一台出现过质量问题，我感觉促使我成长进步的动力就是不断的学习、实践、创新。”

在高凤林看来，中国航天的质量理念就是“质量是政治、质量是生命、质量是效益”，这实际上与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工匠理念趋同：他们从小学就进行“做事”以国家和民族为前提的理念教育。“质量为根本，诚信是基础，要诚实做人、诚信做事，人的质量决定产品质量。加强科技投入，创新是前提，要努力甩掉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标签，做到物优价优。要发扬工匠精神，精益产品质量，不要把工匠及工匠精神当概念炒作，要脚踏实地的践行。”高凤林说，从操作人员到操作能手再到具备较高知识和能力水平、能够独挡一面的成熟的操作工匠，要有一个渐进发展和提高的过程。

对于工匠精神，高凤林的理解是思想方面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行为方面开拓创新、持续专注；目标导向（目标结果）方面精益求精、追求极致；以国为重也就是爱国前提下的人力红利、技术红利、精神红利并重。他认为，工匠精神对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特别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要意义，要正确认识工匠精神对推动社会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

与知名科学家丁肇中的故事，是高凤林现场提起的精彩故事之一。2006年11月底的一个晚上，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的秘书来到车间找到他说，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ASM-02暗物质与反物质探测器项目，在制造中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希望他前往帮助解决。在院长亲自协调下，高凤林立即动身飞赴项目制造现场。丁肇中这次组织研究的ASM-02暗物质与反物质探测器，用的是液流氦低温超导电磁装置，将由美国宇航局为主的执行机构，用航天飞机运送到国际空间站上执行探测任务。

在高凤林之前，已经来了两拨国内外“顶尖高手”，但因为工程难度巨大，设计的项目实施方案都没能通过国际联盟总部评审。到现场后，高凤林了解了详细情况并经过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思路，在场的各方专家听了无不点头赞许。由于既有深厚的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作支撑，他的方案很快获得了国际联盟总部的认可，并以美国宇航局特派专家的身份，督导项目实施。

“从业以来一些成绩的取得，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技能人员，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更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明确机理，一名好的工匠应该是‘制造’和‘智造’的结合。”高凤林认为，大国工匠的培养要以应用教育培养为基础，经过长期实践的磨励，成为具有真才实学的、品德高尚的、作用突出的技能人员。

“我师傅教会我技能人员发展四段论：一是通过艰苦的基础训练能干好、二是通过分析理解知道为什么能干好、三是经过科学的逻辑思维能说出来、四是通过广泛的求证变成真理写出来。”高凤林表示，弘扬工匠精神应该抓好高端典型，进行广泛宣传。

#p#分页标题#e#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大力推进智能制造。高凤林呼吁，各行各业应当秉承党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理念，弘扬工匠精神，尤其是在本职岗位上脚踏实地，践行工匠精神，推动中国走向制造强国、质量强国，为实现航天梦、强军梦、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