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怡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陈丽月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周 琴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分享经济风潮席卷全球，随着政策鼓励和行业推动，步入黄金期，在多个细分领域呈现快速扩张的趋势。那么，医疗领域的分享情形怎样呢？

众所周知，医疗行业素以供需矛盾突出、用户痛点程度大饱受争议。据测算，医疗体系内具有海量剩余资源有待激活，包括194万潜在医生资源的时间盈余，近6成闲置的基层医疗设备和95万张利用不充分的床位资源。

如果以分享经济的内核，激活这些剩余资源，促进医疗资源在不同机构之间、不同地域之间更好的优化配置，无疑是对于医疗供给端改革，和国家多点执业、分级问诊等政策落地的有力推动。

目前来看，医疗分享主要涌现出了四大种模式，包括在线问诊、医生上门、设备分享和互联网多点执业，发展也不尽相同。

本报告从医疗的真相、医疗分享的四大模式解析和未来趋势几个角度切入，一探医疗行业+分享经济的现状发展和未来趋势。

医疗的真相

医疗资源：寡而不均

总体来看，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我国每千人医生和护士数量均为1.9人，低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更大：每千人口医生数量比高收入国家低1人，护士低6.7人。

同时，有限的医疗供给资源还面临着结构不均衡的情况。优质医院集中于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东部三甲医院占46%，西部占23%；2016年发布的首部医院蓝皮书《中国医院竞争力报告（2016）》显示顶级医院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其中北京以17家医院居首。

优质医疗资源还向大医院集中，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足，“首诊”接受度较低。

供需矛盾：两重天

大医院门庭若市，小医院门可罗雀

优质的医疗资源向大城市、大医院拥挤，使得患者更倾向于前往大医院求医就诊。根据微医集团调研数据显示，只有8%的患者会首诊选择社区医院， 53%的患者就医首选知名公立医院，43%的患者首诊时会直接选择特需门诊或专家号。“小病进大医院”成了常态，原本定位于“收治急危病症、疑难杂症和人才培养”的大医院却大小疾病通吃，这对于数量占比本身不高的大医院而言供需矛盾越发紧张，而普通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

据统计显示， 占医院数量66%的一级及以下医院只承担了不足20%的门诊量和13%的住院量，病床使用率也低。而占比最少的三级医院却呈现出越加饱和的态势。而且三级医院诊疗人数持续扩张，增长幅度始终高于其他医院10%左右。未来优质医疗机构和非核心医疗机构供需不均衡的局面还会加剧。

核心医院医生负荷大、患者体验差，医患关系持续紧张

在这种形势下，核心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超负荷运转，根据2015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近四成三级医院医生每周工作超60小时，分摊到每工作日超12小时，严重超负荷工作。同时，患者候诊时间长而就诊时间短、或被安排做大量的检查，医患沟通质量日渐降低，医患关系持续紧张。

医疗剩余资源：海量待激活

正是由于不同医疗机构医疗资源的供需不均衡，造成海量医疗剩余资源。

目前来看，这些资源基本分布在我国二级及以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估算，大约有194万医生、60%的基层医疗设备和95万张病床可供分享。

1. 医生资源

据2015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我国有14.4%的医师每周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内，即每工作日低于8小时，结合我国目前近289万执业（助理）医师数量，至少有近42万医生能够在工作闲时进行分享。

除此之外，有52.7%的医生每周工作时间40-60小时，这部分医生数量达152万，假设他们愿意在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分享，则医疗分享的潜在医生资源共达194万。

2.医疗设备资源

据统计我国基层医疗设备的使用率不足40%，即有60%的基层医疗设备能够进行分享。

3.病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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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三级医院病床使用率已超过100%，二级医院88%，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的病床使用率只有60%，若能够盘活二级医院、一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床位，则能够进行分享的床位数达95万张。

医疗分享：激活医疗剩余资源的药方

医疗分享的核心就是激活现有医疗体系内的医疗剩余资源，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充分市场化流动，平衡不同地域、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供需不均衡局面，提升医患精准匹配，推动分级诊疗、多点执业的政策落地，实现医生、患者、医院等多方双赢，助力医疗体系的供给侧改革。

在医疗分享的模式下，按照分享对象和医疗服务地点，主要可以分成四种模式：

第一，在线问诊。医护人员利用闲置时间，通过图文、语音、电话、视频等线上形式，提供健康咨询和诊后随访等服务。在线问诊突破了医生的时间和地域限制，分流轻度病症、慢病管理等问诊需求，促进互联网分级问诊。

第二种，医护上门。类似于滴滴模式，利用医护人员碎片时间，提供上门医疗、诊后康复等按需到家服务，提升老年人群等医疗服务的便利性。

第三种，互联网多点执业。参与分享的主体，不仅包括医护人员，也包括线下的医疗设施。医护人员利用闲置时间，整合线下实体医疗资源，提供手术、诊疗等“大病“服务，为多点执业的落地提供了平台。

第四种，医疗设施分享。主要是对闲置的医疗设备/床位等资源进行共享，提高利用率。医疗设施的分享有利于优化支出、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临床应用价值，更加有效地管理资源。分享形式的发生地点主要是在线下医疗机构。

模式一：在线问诊的现状与前景？

红海市场格局已现，但仍有潜力

国外远程医疗发展迅速，在线问诊是远程医疗重要一环。美国的远程医疗已经从B2B（医院到医院）时代进入了DTC（医生到患者）时代，在线问诊作为DTC远程医疗服务的核心形式之一，已经出现了上市企业Teladoc，首日市值超过10亿美金。

国内在线问诊已经是红海市场

国内在线问诊竞争激烈，市面上大量涌现在线问诊功能产品。据易观智库统计，国内包含在线问诊功能的App有将近500个。包括综合性平台和面向中医、慢性病等垂直性平台，纯线上问诊平台和线上线下平台，诊前指导/健康咨询平台，和诊后随访平台等多种不同类型。

市场格局基本清晰

头部代表企业已普遍颇具规模，虽然相对出行而言是低频应用场景，但是过亿的用户量，过百万的日活和月活用户，已经远超分享经济在国内的大部分行业。

潜在市场依然很大

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示, 2014年全国约有76亿人次进行门诊寻医，包括各类医院、基础保健机构等。如果这其中有30%的比例（据Teladoc海外估测美国门诊病人中有33%的访问可以通过远程医疗替代）可以通过在线问诊分流，则线上问诊数量将超过22亿人次。

目前头部在线问诊平台的代表企业，春雨医生日咨询均值33万次，算下来一年1.2亿次。平安好医生，按日咨询峰值25万次，一年9125万次。普遍据天花板还比较远，未来市场潜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

如何突破商业模式的难题？

摆在在线问诊海量用户这个“金矿”面前的，是如何商业化的问题。

尽管坐拥过亿的海量用户，2015年在线问诊行业用户增值营收规模仅为2亿元左右（艾瑞咨询估算）。目前在线问诊平台探索的商业模式主要有面向用户的增值服务收费、与医院或药店合作的导医导药、与商保合作（及企业雇主收费），也有平台进一步挖掘数据价值等，其中以面向用户的增值服务收入为主。在线问诊的领军企业春雨医生披露2015年营收为1.3亿元。

如何将海量的用户流量进行变现，成为在线问诊平台不断探索的问题：

是否要走用户付费的路？ 用户更倾向于免费咨询

美国部分州允许医生直接在线诊断、并向用户开具电子处方，对线下面诊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服务费用方面，普遍采用收费方式。包括会费+诊费，或者只收取诊费。

对比国内，2014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意见指出将推动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但规定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因此国内在线问诊平台普遍为提供健康咨询，用户购买意愿较低。从动脉网针对春雨医生的问诊统计数据来看，免费咨询次数几乎是私人医生购买人数的10倍。

是否降低了用户就医成本？更具优势的是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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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线问诊，能够极大地降低患者的就医费用和时间，据美国远程医疗协会ATA调查，在美国每次线下就诊，个人仍需自付就诊费32美元（保险支付250美元）。而在线问诊能够提供更经济的价格方案。据美国在线问诊企业Teladoc统计，加上往返在路上的时间成本，在线问诊每次能够节省近300美金。

而在国内，与在线问诊平台的收费，相对应的是线下门诊的“挂号费”。而由于中国医疗体制以药养医的情况，根据2015年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示，2014年我国挂号费只占门诊费用的0.7%，即使是中央属的综合医院的普通挂号费也只需4.5元。在线问诊付费咨询普遍是专家自主定价，无法与线下诊疗的挂号费相比建立价格优势。

但另一方面，面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在线问诊，确实能够节省往返医院路上的时间成本和就诊的等候成本。据美国CDC数据显示，美国门诊用户每次就诊平均花在路上和在诊所等候的时间往往超过两个小时，而在线问诊用户只需等待几分钟。据艾瑞咨询调研显示，网民使用在线问诊的原因，近8成的用户认为便捷性高和节省时间是Top2核心优势。

如何激活和管控闲置的医生资源？

据艾瑞咨询调研显示，用户对于在线问诊，解答细致专业和回答及时，是近7成用户看重的核心要素。而这取决于医生端的资源和管理机制，也是在线问诊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优质医生资源短缺，医生分配到平台的时间有限。

目前来看在线问诊平台上的优质医师资源依旧短缺，且分配到平台的时间有限。中国优质的医生资源被公立大医院占有，医生只有在完成院方工作的情况下，才有时间和意愿处理在线问诊平台上的病患问诊。根据《中国医生在线问诊行为报告》，在线问诊平台上平均仅有20%是正高级、副高级职称，即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有超过40%为初级职称，即住院医生。医生的平均每天在线问诊服务患者数量在3个左右。

脱离了补贴，未来如何留住和激励医生成为挑战。

从提供服务的激励来看，占比最大的中级和初级职称入驻医生，参与的动机更多的是获取额外的收入和补贴，所以更愿意通过提供免费咨询来获得平台补贴。而正高和副高职称的入驻医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树立个人品牌，所以也更倾向于提供付费私人服务。

据《中国医生在线问诊行为报告》统计，显示除了少量头部医生定价较高，收入较高， 82%的医生平均每月在平台上的补贴收入为200元以下。试想，补贴是场消耗战，如果在线问诊对医生带来收益有限时，如何激励医生，提升粘性，也是核心挑战之一。

整体来看，在政策有所限制、付费用户（企业）数量不足，优质医疗资源活跃度不高面前，如何在增值服务之外，开源新的支付方，建立更加成熟的商业模式，是摆在我国在线问诊平台面前的挑战。

现在在线问诊平台继续探索稳定的商业模式：从线上问诊向线下实体机构拓展，从用户需求更加高频和刚性的慢病管理或母婴市场切入，积极与保险企业合作拓展商业健康险产品，开拓企业客户市场等等，但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如何破解，还有待观察。

模式二：医生上门的前景争议

医生上门处于起步阶段

国外的医疗分享领域中，Doctor uber也正在一步步占领市场，医生、护士上门医疗已经落地初露端倪。美国的部分地区，实现了像uber网络打车一样便捷地请医护人员上门服务，比如叫医生上门诊治头痛脑热，叫护士上门提供护理服务，也包括叫按摩师上门提供专业的按摩放松服务。其中代表企业有Medicast 、Heal、Pager等。

这股风潮也于近期登陆国内，目前来看，国内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上门的服务。

但是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来看，医护人员上门服务模式成立时间不长，融资轮次也多为天使轮和A轮阶段，整体市场处于还处于起步阶段，各种模式均在探索发展，其中常见的质疑来自“医生上门服务，是否在国内真的有需求？”

医生上门在国内是伪需求吗？

一种声音认为，医护上门挑战不容小觑，是伪需求。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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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国的全科医生培养体系与国外相比不健全，国外上门服务以全科医生为主，我国还有待考虑全科人才培养的落地情况。

其次上门医疗的事故责任尚无界定，执业医师在患者家里进行诊断，尚处于法律模糊地带。而且还面临着上门医疗的医护人员资质和安全问题等。

同时，相对于宝贵而有限的医护资源，上门服务在提供便利性的同时，无疑降低了诊疗效率。据国外统计，传统的初级保健医生一天能在办公室里接收30位患者，而上门医生一天可能只能接收7-8位患者，再考虑路途费用成本的增加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上门服务人力成本高，对于患者费用有可能增加，对于平台而言模式较重，如何规模扩张等饱受质疑。

另一种声音认为，医护上门是真需求，原因在于：

老年人等垂直市场人群的需求凸显

从老龄化社会超前一步的日本可以参考，严重的老龄化使慢性病、老年病成为日本医疗的重心，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加快推进由“住院”为中心的现行医疗体制向面向高龄老年人的居家型医疗转换，症状加重后才入院，尽可能减少“医院医疗”的比重。据统计，日本2025年75岁以上高领老年人预计有2200万人，通过居家医疗和上门护理的服务模式，使高龄老人安心在家中养老。

而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同样严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14年底，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4亿，相较于农村老人，更有支付能力的城市老人3000万，而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万人。快速增长的老年化人群使上门医疗服务需求凸显。

除去老年人群，大众对于上门医疗服务的市场认知度和接受度也较高。据艾瑞咨询显示，上门诊疗服务是中国网民最希望获得的家庭医生服务类型（71.5%的用户选择），且愿意使用上门诊疗服务的网民中，超过7成愿意为上述服务付费，慢性病网民的付费意愿更强烈。

这也是目前国内现有的上门服务平台主攻的目标群体，面向的人群以老年人、母婴、慢病人群、复健人群为主，提供的服务也主要包括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健康管理和康复治疗，这些日益增长的细分人群，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上门服务的未来发展。

国家家庭医生政策推动

国务院医改办等七部门日前印发《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2016年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以看到家庭医生的核心方向之一，就是以基层医疗机构为主体，提供医生上门等多种服务形式。

总体而言，医护上门服务，虽然挑战很明显，但相比线上问诊，可以让患者节约医院路上时间，及排队、挂号等时间，同时可以与医护人员面对面“望闻问切”，相对于在线问诊的不可触摸，可以增加信任度、提升用户粘性等优势。

同时老年人、慢性病等垂直领域的人群，上门服务需求和付费意愿都存在，再加上国家政策的加持，推动家庭医生的落地。

在这种大趋势下，医疗分享平台依托基层医疗机构的注册全科医生，提供家庭签约医生的邻近上门医疗服务，作为在线问诊轻模式和线下众包诊所重模式的补充，符合国家政策推动，促进居家医疗/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虽然目前来看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未来具有想象空间。

模式三：设备分享正在萌芽

除了医护人员的闲置时间分享，医院之间医疗设备的市场化流动也已经出现。国外代表企业为号称“医疗设备领域Uber”的初创企业Cohealo，允许医院之间可以分享他们昂贵的医疗器械，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医疗设备分享平台，目前已经处于A轮融资1780万美元。

据Cohealo调研显示，美国卫生系统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用于设备的购买和租赁，但是平均42%的利用率意味着大多数设备处于闲置状态。Cohealo作为第三方平台，建立一个集中化管控的云平台来跟踪注册医院的设备，医院的临床运营团队可以基于平台搜索、预订所需设备。对需方医院而言，可以按需使用医疗设备，对供方医院而言，将医院临床资产的闲置能力转化为利润。同时平台提供医院的设备数据分析报告，可以使双方医院更有效部署资金和设备来保障临床需求，有助于更加高效的采购和使用资产。

医疗系统内部针对价格昂贵的设备进行共享，在国外已经出现，国内情况如何？

医疗设备分享的国内畅想

医疗设备利用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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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医院除了看病难，另一个饱受病诟的地方就是“检查难“，提前预约、排队检查、等候结果，来回花费的时间精力不比“挂号问诊”更轻松。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发现医疗设备的利用率也存在不均衡情况。

一方面，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设施使用率较低，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示，2014年基层医疗机构万元以上设备台数达到532575台。但受限于服务能力，据业内人士估测，这类医疗设施的使用率不足4成。

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的是，大医院的高端医疗设备更为集中，实际工作负荷率较高，排队预约人满为患。

设备分享是方向，但距应用尚远

从政策趋势来看，北京等地，早在2013年就已推出医联体概念，“促进医联体内的成员医院可共用医疗设备、科研仪器；成员医院间可相互预约挂号、检查结果互认，可共享病人医疗信息和健康信息等“。

同时，国家今年的政策已经对于医疗设备分享有所鼓励。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重点提出：

促进大型设备共建共享。探索以公建民营或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建立区域性检验检查中心，面向所有医疗机构开放。

大型设备配置饱和的区域不允许包括公立医疗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机构新增大型设备，鼓励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整合现有大型设备资源，提高使用效率。

在设备分享领域，B2B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分享平台已经在部分城市出现。虽然目前来看，考虑医疗设备信息的共享、运输成本等问题，国内尚无类似Cohealo类似的第三方医疗设备分享平台出现。

但未来如果能够打通不同层级医院设备信息，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设备利用率，使检查信息实现标准化和共享，无疑有助于分级问诊的发展，是除医护人员外，医院资源市场化流动的又一趋势。

床位分享已经出现

除了医疗设备，医院床位的利用率同样存在不均衡的局面。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示，我国三级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一直超负荷运转，部分热门科室在“加床”也难以满足需求。而同时二级尤其是一级医院的床位却存在大量的闲置（使用率仅达6成）， 可以满足三级医院的床位“缺口”状态。

数据来源：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从入院人数也可以看到，2014年三级和二级医院的入院人数分别达到6291万和7006万人，远超过一级及未定级医院的2078万人。这背后，也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结果。

已经有互联网创业公司，从这一痛点切入，例如名医主刀主打移动医疗手术平台，利用互联网模式帮病人精准对接相关领域的名医专家，医生在业余时间为患者提供手术服务的C2C模式，并与多家医院合作进行按需的医疗资源匹配，实现多个城市随时可以调用的公立医院及私立医院的床位均超过1000张。

类似的还有易康就医，提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O2O医疗就医服务，如果三甲医院住院病床已满，提供有闲置病床的二甲医院转诊服务，由三甲医院医生为其提供治疗。

也许在未来，除了医护人员能够自由流动，医院的有形基础设备同样可以市场化流动，“床位已满，需要下个月才能做手术”、“做个CT预约到下周”等看病难的问题，也可以一同缓解。

模式四：互联网多点执业风潮涌现

前面提到的几类医疗分享模式，在线问诊由于政策限定，目前提供健康咨询服务，而医生上门受限于服务形式，更多的是针对常见病和多发病进行处理。那么对于重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该如何分享？

这个市场不容忽视。以线下的手术为例，2014年中国共进行了4000万台手术，并且这一比例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加，预计两年内能达到5000万台数量。

而这些重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分享经济模式下，无疑需要通过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的线下分享实现，所以分享经济+医疗行业并非空中楼阁，更多的需要与实体医疗结合。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类型：互联网分级问诊，主要是在在线问诊的基础上，向线下诊疗进行延伸；还有线下多点执业，主要以医生集团模式为主。

从线上走到线下的互联网分级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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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线问诊平台纷纷布局线下，以线上问诊+线下多点执业的模式，打通医疗服务的闭环模式，拓展盈利场景。通过这种互联网分级问诊的方式，以轻问诊为入口、合理分流患者，对分级诊疗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典型的包括春雨医生和丁香园，还有杏仁医生这样，建立医生工作室，类似于wework的模式，促进医生多点执业和个人品牌的落地，无疑对提升医生端的粘性和拓展具有价值。

微医集团打造的“全国互联网分级诊疗平台”，平台的分诊团队根据患者描述的症状，以对症和就近的原则帮助患者精准匹配医生，对医疗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从2015年起，卫计委发布多个文件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建设，并提出从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和上下联动这四个方向来构建分级诊疗秩序。而互联网分级问诊模式，通过在线问诊分流基层医疗服务需求，促进医生资源的高效利用，无疑与国家分级问诊的政策是同一趋势。

未来医生也会成为自由人？

当前——医生为“单位人”

我国医生95%为固定执业，而西方发达国家更多的实行医生自由执业方式，相比而言，医生市场化程度较低。在这种固定执业下模式，医生是医疗体制内的单位人，一方面医生薪酬低、工作强度大、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医患关系紧张，另一方面由于职称、晋升、社保与医院捆绑，流动性差。

数据来源：2014年美国医学学院协会统计数据；中信证券《医生集团专题报告》

变化——医生“多点执业“

为缓解医疗资源紧张问题，我国从09年医改以来，开始就推出医生多点执业的政策，北京、浙江、深圳和黑龙江等多个省市逐步放开医生多点执业。

新医改以来我国关于医生多点执业的政策

在多点执业的政策推动下，体制内外医生集团逐步付出水面，将医生资源从医院中部分释放出来，与有需求的实体医疗机构相结合，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二级或一级医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等，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基层沉淀，有助于提高基层的服务能力，促进分级诊疗的落地。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医生集团数量大约有几十家，大数都是在2015年前后成立。据中信证券预测，我国医生集团预计会占20%-30%的医生执业比例，未来3-5年内有望达到千亿级的收入体量，将成为我国医生执业的趋势之一。

公开资料整理

而除了医生集团外，国内首个“护士集团”也已经出现：三甲护士集团，目前已认证护士超过5800名，其中80%是三甲医院的职业护士。

除了医生集团的模式能够促进多点执业外，同时还有床位分享提到的名医主刀、易康就医等非医生集团模式的互联网平台。

类似的还有，从医生社交切入的“医联”，于2016年初推出医生出诊服务，平台连接三甲医院的主治级及以上医师，还有民营医疗机构，以手术作为重点方向，提供医生出诊服务。医联作为中间方，盘活医生资源和民营医院资源，使医生端、医院端、患者端都能受益，推动多点执业的落地。

未来——医生变成“社会人”

多点执业是医生执业的过渡性方式，在未来，国内医生最终会从多点执业过渡到自由执业，采用团体执业或独立执业的模式，即体制外医生集团或个人执业，将医生资源全部从医院释放，与各类医疗机构进行市场化的合作运作，通过市场调节医生执业行为，实现医生资源的最充分流动。据SK&A公司2015年报告统计，全美约有284,364个医生执业团体，其中56.06%是仅有一名医生坐诊的独立执业。

在自由执业的模式下，医生的个人品牌凸显，患者成为医生的粉丝。医生价值得到发挥，根据其医疗服务水平来定价，而不是目前的“以药养医”模式。优质的医疗资源不再集中在垄断性的三甲医院，而是得到了市场化的充分流动。患者“用脚投票”，选择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

诚然，现在万里长征还刚刚开始，先不提自由执业，目前多点执业就面临着来自医院、医生和患者等多重因素的挑战，比如医院对于医生的管理、权责和信任、医生临床能力的评价等。但是可以看到，随着市场培育的不断成熟，医生也在分享经济的浪潮下，同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一同，向着自由职业的方向演变也会慢慢呈现。

医疗分享的下个风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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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前面提到了医疗分享的四种模式，发展不尽相同，有的已经进入红海，有的正在起步，有的尚未在国内应用出现。现在跳出模式，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医疗分享在用户端、产业端、支付端和技术端，都有了新的发展风向。

用户端，医疗分享平台逐步从综合性的大平台向垂直性的细分领域深度渗透，热度领域为慢病管理和妇幼市场，主要的应用模式为在线问诊和上门服务。

产业端，医疗分享平台的产业合纵连横布局显现，虽然从不同环节切入的平台，纷纷通过合作或收购的模式，向产业链其他环节延伸，打造自己的产业生态和竞争壁垒。

支付端，医疗分享平台也在积极拓展流量的变现方式，寻找商业保险和企业客户，形成更稳定的客户群和盈利模式。

技术端，医疗分享平台加持to消费者的可穿戴设备和to医生的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在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上会有进一步的突破和颠覆。

趋势一：热度升温的垂直市场

千亿慢病市场的健康管理

千亿元的慢病管理潜力市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慢性病患病人数不断增长、致死率高，已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问题。据国家15部门联合制定的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显示，2012年我国确诊的慢性病患者有2.6亿，目前据估计确诊慢病患者超3亿。而慢性病中常见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发展十分迅速，患病率急剧提高。

慢性病的管理和治疗费用规模较大，蕴含千亿市场机会。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201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首次超过3万亿，慢病治疗费用占比达70%即2.1 万亿左右。若其中10%转化为慢病管理/服务费用，慢病管理市场空间将超千亿元。

医疗分享是慢病管理的良方

慢性病具有不可逆转、难以治愈、易引发并发症的特点，患者除了自身持续性的监测之外，还需要定期的专业医患沟通和健康管理服务。医疗分享的线上问诊和医生上门服务，对于诊疗周期长、复诊频次高的慢性病人群，尤其是针对不方便去医院的老年慢病人群、诊后康复人群来说，能够足不出户便可获得疾病的诊疗和防控，同时患者的付费意愿也比较高。

国内慢性病管理市场热度已经显现

“百糖大战”的重度垂直移动医疗服务平台层出不穷，其中在线问诊是同血糖监测、健康评估、糖友交流之外的核心应用场景之一。糖尿病垂直领域规模最大的平台“微糖”提供在线问诊服务，患者通过“糖友端”进行在线问诊，医生则通过“医生端”进行监督、管理糖友病情，并进行医患沟通。而综合问诊平台的春雨医生也推出了“居佳医生”服务，专注于中老年人的慢病管理，，提供医助（通常为具有资格证的护士）的上门服务和医生的远程问诊、指导服务，患者购买服务以后，只需在家使用健康监测设备和配合医生、医助的工作。

供需失衡的妇幼问诊市场

国内医疗资源供需极度失衡

我国目前儿童总数2.26亿，随着全面放开二孩的实施，国家卫计委预测未来5年每年出生人口在2000万人左右，妇幼的医疗需求凸显。与此同时，我国儿科医疗资源十分紧缺，根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4年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约11.3万人，平均每千名儿童仅有0.5名儿科医生，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0.85~1.3人的水平。截至2014年底，国家卫计委统计的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家，仅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

医疗分享是妇幼问诊的良方

据独角兽工作室针对春雨、好大夫、平安好医生、快速问医生等数据统计，妇产科和儿科，是最热门的在线问诊细分科室。例如儿科问题一般小而轻、多解决生长发育而不是治病问题。据业内人士分析，儿科、妇幼领域线上咨询可解决至少30%-40%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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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妇幼在线问诊/上门服务平台，能够将有限的妇幼医生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提升妇幼问诊效率，分流线下妇幼就诊的拥挤度，满足妇幼更加便捷的就诊需求，无疑对于患者、医院和妇幼医生是多赢局面。

目前除了典型的综合性在线问诊平台之外，在妇幼的垂直性领域，也已经有医疗分享平台出现，例如康大预诊、妈咪知道、阳光妇儿等主打兼职妇幼医生的在线问诊服务；而康优宝贝则提供儿科医生上门服务。

趋势二：产业合纵连横初现

一站式医疗服务趋势

现有医疗分享平台虽然各自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切入，但经历了“跑马圈地”的用户拓展阶段之后，无论是从线上问诊到线下诊所的“轻重模式”结合，服务对象医生端向患者端的拓展，服务等级从大众问诊向私人服务的开拓等，平台通过自建、合作等模式，积极向产业链其他环节开拓，一站式医疗服务趋势显现，无疑有助于在日益变化的市场中快速构建自身的生态体系和护城河。

例如看中医，从中医上门切入，提供上门诊断后开具处方，线下门诊可根据处方抓药、制药，并将药送至用户手中。移动手术平台名医主刀与就医160挂号平台合作，提供预约挂号/取号、名医专家入院手术再到诊后点评的“好看病+看好病”服务。平安好医生，也提供从导医初诊、预约挂号等诊前服务，到复诊随访、用药提醒等诊后服务，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行业整合初现

当前我国医疗分享领域较为分散，企业间差距明显，一些优势企业，包括已经上市的公司已成为并购的主力。微医在2015年获得融资以后频繁与细分领域展开合作，于2015年底合并专注妇幼领域的贝联科技，将其与微医集团母婴版块合并，并启动互联网妇儿医院；2016年7月闻康寻医用药网领投安心陪诊的A+轮融资，把线上日均超千万的用户流量与安心陪诊无缝对接，进一步加强线上流量向线下实体服务转化的有力尝试。

趋势三：商业保险的大势所趋

商业健康险的春天到来？

大众医疗保障支出，来源于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这同时也是医疗分享平台的三大潜在支付方。

目前来看，社会医疗保险仍然是大众最主要的医疗支付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2014年占医疗支出的比例为38%。其次为个人自费支出，虽然占医疗总支出比例从2009年的37%到2014年的32%有所下降，但该比重相对于欧美国家依然偏高。

而欧美国家盛行的商业健康险，在我国目前的占比仅为4.4%，市场还未发展成熟。

由于商业健康险在医疗支付体系中的不到位，我国虽然政府医疗支出逐年上涨，但居民自费医疗支出也呈现逐年上涨态势，医疗支付负担依然沉重。民众更倾向于前往医保定点医院就医，进一步加剧了看病难和看病贵等问题。

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最大化的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据保监会发布的2015年保险统计数据报告，健康险保费收入达2410.47亿元，同比增长51.87%，高于整个保险业的增长速度，但目前商业健康险的费用在总保费中占比仅为8%，对比美国，商业健康险占保险业保费收入的40%，从长远看商业健康保险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医疗分享的下个支付方？

医疗分享平台，与医保对接困难，如果无法拓展合适的商业健康险覆盖，凭借用户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用户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很难获得保障，如何寻找到有效的支付方，是医疗分享发展的核心障碍之一。

国内外医疗分享企业均积极实践，探索与商业保险合作的盈利模式，除了面向C端提供按需购买的保险项目外，还提供面向B端企业雇主的联合医疗服务。

医疗分享平台在现有的广告、导药、增值服务等盈利模式之外，借助于商业健康险发展的大趋势，通过提供在线问诊、上门服务、线下诊疗等多样化、分层级的医疗服务，配合健康保险的保险、支付、客源等资源，形成健康医疗闭环的体系。无疑对于保险公司和雇主企业而言有助于控费，对于医疗分享平台而言，有助于快速推动市场规模增长和变现渠道，对于用户而言，提升自身健康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形成双方多赢的局面。

趋势四：智能化技术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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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线诊疗的信任难题，抑或是设备分享的操作难题等医疗分享的现有争议，不应静态看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智能化的技术能够迅速抹去差距，实现医疗资源的跨域充分流动和可靠保证。

To 消费者：可穿戴设备——医疗大数据产业的法宝

对于慢性病的远程健康管理，可穿戴设备越来越被医生和患者所接受。据经济学人智库调研，73.0%的患者未来愿意尝试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病情的远程监控；68.2%的医生未来愿意通过远程病情监控于病人进行互动服务。

究其原因，可穿戴设备，作为健康管理和监测的硬件基础，能够提高远程医疗的科学性，通过长时间的动态监测，提供全面的临床诊断数据，包括诊疗后的药物疗效和康复进展，使在线问诊能够更加接近于传统面对面诊疗、甚至比传统更加高效。

例如WellDoc提供手机和云端的糖尿病管理平台，在临床实验中证实了其效用和经济学价值，可以使糖尿病控制的主要指标--糖化血红蛋白平均下降1.9%，而对照组仅下降0.7%。CardioNet为心脏监测服务方案，为患者提供长期远程心脏监测。已成功诊断了20万以上的患者，并帮助41%的患者发现了以前并未诊断出的严重心脏问题。

To 医生：人工智能——跨区域医疗资源流动

智能化技术不仅能够直面患者，更精准的监控和收集患者医疗情况，也能够直接辅助医生进行诊断和远程手术。除了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目前已经出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临床使用，提供了远程手术的解决方案，无疑有助于医疗资源的跨地域高效分享。

另一方面，未来随着AI和深度学习的成熟，缩小了医生之间的知识差距、提高诊断准确率，缓解优质医生资源短缺问题，可以类比无人驾驶汽车是出行分享的终极场景。

甚至包括VR技术，成为医疗行业的概念化应用。能够提高医生和患者的在场感和沉浸感，实现远程的“面对面”治疗。例如国内联影医疗利用VR技术可以对VR显示器中通过影像数据形成的“心脏”进行检查；Surgical Theater让医生带上VR眼镜“进入”患者大脑内部，观察大脑内部肿瘤情况。

结语

医疗分享所体现的医疗服务体系转型，不仅仅是医疗行业转型的小事，更多的体现着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在光荣的荆棘路上迈进，势必会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和挑战，包括市场培育、供给端的拓展、体制内外冲突、政策和监管难题等，甚至会更加凸显。

然而医疗分享同出行分享、房屋分享等多个行业一起，通过分享经济的模式，重新优化配置有限的医疗资源，通过激活医护人员和医疗设施等原本禁锢的资源，市场化释放和高效利用，促进医患供需匹配的效率提升，代表着新的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趋势。

分享经济的大幕已经拉开，越来越多的拓路者已在前行。医疗相关的创业者和从业者，无疑应抓住发展时机，从商业模式的创新、产业布局的拓展、智能化技术的加持等诸多方向深度挖掘医疗分享的应用场景，也许医疗分享的春天其实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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