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清华同衡第四届学术周”活动于5月9日-13日在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隆重举行。本届学术周以“新视野-新规划：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为主题，齐聚院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变革方向，开展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活动。活动集合“家国天下”共同理想及专业认同的热点话题，共同搭建美好人居建设平台，促进我国人居环境产业的发展。

　　“2016清华同衡第四届学术周”活动于5月9日-13日在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隆重举行。本届学术周以“新视野-新规划：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为主题，齐聚院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变革方向，开展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活动。活动集合“家国天下”共同理想及专业认同的热点话题，共同搭建美好人居建设平台，促进我国人居环境产业的发展。

　

　新视野 新规划 2016第四届清华同衡学术周

　　以下为本次大会的现场实录：

　　主持人袁牧：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2016清华同衡学术周”。我是清华同衡的总规划师袁牧，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并且作为本届学术周的主持。

　　从2013年开始，历届清华同衡学术周都以“家国天下，规划论衡”思想为指导，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学术周活动得到了院内、院外规划届同仁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同衡向各位来宾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本届学术周将以“新视野·新规划: 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为主题，齐聚院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变革方向，开展今年的学术研讨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促进城乡发展，集合“家国天下”共同理想及专业认同的热点话题，搭建美好人居建设的共同平台。

　　本届学术周活动为期五天，分为三个大的部分，即学术论坛、专业论坛和优秀项目交流。其中学术论坛是今天的主要内容，分为巅峰系列和群英会系列两大板块：分别在今天的上午和下午。

　　第一场是巅峰讲坛：以“新视野、新规划”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为主线，探讨城市规划的发展规律、改革体制、绿色协调、交通优先以及城市规划的价值观等核心问题，我们邀请了不同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巅峰论道。

　　第二场是群英系列：我们将邀请各个规划院的负责人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规划院该往何处去？

　　之后在后续的四天中，将会有12场不同专题的分论坛，将围绕总体规划、详细规划、风景园林、文化遗产、城市营销、光环境、交通安全市政、智慧与绿色以及居住前沿问题等专项内容展开学术研讨。

　　在学术周期间，我们还将举行清华同衡院优项目讲评。

　　学术周的活动精彩缤纷，欢迎大家全程参与！

　　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今天到场的嘉宾有：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会长  唐凯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石楠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李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孙安军

　　中国交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前副司长；中国公路学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蔡玉贺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助理 孙雪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尹稚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必虎

　　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富海

　　人民日报北京分社社长  朱竞若

　　清控人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清尚建筑设计研究院董事长/院长 吴  

　　清控人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万钧

　　清华建筑设计院  副院长  刘玉龙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  院长 贺艳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 袁牧

　　今天到场的还有：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袁昕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王晓东、郑筱津、恽爽、胡洁、苏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及清华建筑设计研究院 代表

　　以及清控人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各个子公司 代表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各位总工

　　

新视野 新规划 2016第四届清华同衡学术周

　　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近50家媒体朋友们，他们是：

　　特邀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新闻社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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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战略合作媒体：中国建设报、中国城市规划网、新浪地产(微博)频道、以及合作媒体：人民网财经频道、新华网智慧城市频道、中青在线、财新传媒、腾讯网、今日头条、和讯网、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交通报社、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南方都市报(微博)、城市中国网、中国风景园林网、《城市规划》杂志社、《国际城市规划》杂志社、《城市规划学刊》杂志社、《北京规划建设》杂志社、《住区》杂志社、《风景园林》杂志社、《建筑创作》杂志社、《中国园林》杂志社、《城市空间 设计》杂志社、《新地产》杂志社等媒体的朋友们。

　　今天到场还有多家微信自媒体的朋友：他们是澎湃|市政厅、国匠城、中国城市中心、中国城市中心规划院、UPDIS共同城市、 Cityif、北京城市实验室BCL、新土地规划人、城市中国杂志、果说、城市战争、AC建筑创作等。

　　还有我们学术周报道指定媒体：清华同衡官网的工作人员。

　　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和院内外规划界的朋友们，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的到来！

　　下面我们有请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会长唐凯先生为本届学术周致辞。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会长 唐凯

唐凯：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道，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能够受到咱们这么热情的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学术会。在此我代表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对清华同衡学术周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是我国在城市规划整个队伍当中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那么，清华同衡院在清华大学这样深厚的科研与教学的理论这么一个基础之上。再加上规划院大量的社会实践工作这样一个结合，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振兴，对我们专业和学术的推动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尤其在近些年我们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在人居集团的结合，把自己队伍的一个构架进行了新的整合，对我们专业的价值观进行了一种更新的探索，而且在工作中对一些热点领域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应该说，不论是规划，还是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在推动的一个创新的过程。

　　一年一度的清华同衡学术周活动是我们城市规划界一个重要的学术的盛会，是交流城市规划与相关领域最重要的成果的一个平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因为清华同衡规划院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依托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平台寻求多学科的一种融汇。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有一些各个大的点，规划机构也好，研究机构也好，也经常进行学术的交流。我感觉到清华同衡的学术交流周它是以城市规划为主啊体，但同时是开放的，它有各个学科进来进行讨论。所以，这样一个开放的、全方位的一个学术讨论，我相信坚持下去一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品牌。

　　我们本次的清华同衡学术周的主题是“新视野·新规划：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这样一个主题也体现了一个强烈的变革的主题，也表现出了我们规划人针对重大现状，力求提出好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种愿望，也反映了我们社会责任感。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个题目对当今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但是，具体咱们的内容是什么？讨论是怎么样的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还要静下心来听一听各位发言人演讲，同时我们要进行认真的讨论，看看我们这次讨论能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最后，祝我们大家在2016清华同衡学术周期间能够交流的很愉快，而且也预祝学术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袁牧：感谢唐凯先生的致辞，下面有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先生为本届学术周致辞！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石楠

       石楠：各位同行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接受清华同衡周的邀请，我代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向2016第四届清华同衡学术周的举行表示最衷心地祝贺。

　　为学术周提供力所能及支持，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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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曾经应邀在这里讲了一下我对新常态的一些感想，今年的学术论坛关注的是“新视野·新规划：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之好。我昨天参加一个会，不是我们规划部门的会，是全国高等学校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举办第二届全国城市管理与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研讨会。是一批搞公共管理的专家，也有一批搞规划的专家大家共同讨论。我讲了一点对于管理的想法，今天的机会特别好，题目很贴近。我不妨跟大家共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我们规划界我已经工作30多年，我工作第一天就有三分规划，七分管理。我到现在为止在很多学术场合连三分管理都看不到，一到学术场合我们的管理就可能成了缺位或者是很沉默的。在学术上来讲，我觉得管理的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实施的问题也很值得我们讨论。

　　我在学术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也有一个题目，每次开会我基本是少数派，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我们管理学是深耕一级学科很开心，这是第一步。我们应该成为工学门类、理学门类和管理学门类是三个学科门类上面一个学科，这是我们的目标。只局限于工学门类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还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学会下面专门推动成立规划实施委员会，我从大学毕业开始画图，现在不画图了，我现在搞不清这张图怎么变成一个个城市，中间是什么过程。实施和管理究竟怎么回事。这个命题，全国的管理真的是五花八门，花样很多，大的按照程序，每个城市都有非常大的差异。管理究竟有哪些道道可以说，起码我个人说不清楚。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推动规划管理这门学术研究。

　　我觉得规划管理问题我个人关注其实也是我对规划学科的学问的理解逐步在加深。一开始我们可能都觉得就是设计，就是图，就是一些平面图，鸟瞰图，也很气势恢弘，鼓舞人心。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图纸很重要，而且有的时候人在很悲伤的时候，碰到矛盾和压抑的时候，第一个形成可能就是牺牲。我们加班加点，日夜辛苦，作出的成果充满了科学的道理和美学的原则，面对着政治决策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要让的对象。

　　究竟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设计，他是一个不断的选择的过程。更重要它是一个政策选择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专门开始城市规划会议，今年发了6号文件。讲了很多的内容非常的精彩，特别是领导讲一张蓝图干到底。我老琢磨这个图是哪个图？如果是我们前面实施那个图把我们领导放到什么位置，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一张蓝图干到底，可能不是简单我们设计院画的蓝图，不一定是我们画的一张渲染图或者是鸟瞰图，或者某某大师一笔一条轴线过去，可能未必是这个概念。

　　更多来讲我觉得是我们大家心中一种图景。假如说我们讨论一个地块和一个建筑，但是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城市一城市群，甚至到了中国城镇化的时候，可能这张蓝图是什么样的。我们建了很多全国的城市规划，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城镇体系的规划，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规划。究竟哪个图是这个蓝图呢？我觉得我这个思考，我结论很简单，我认为一张蓝图的关键不在于挂在墙上或者是电脑里的存在那张图纸。而在于我们大家心目当中的图纸，在于规划的权威性，在于规划作为一种社会契约的法制的权威。一种制度安排的法制的权威。一个中国梦的政治权威，实际来讲管理与实施这种导向性的规划，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所谓新规划、新视野，需要我们从本质上探求。不是传统的行政权威、部门权威，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干到底怎么干，干什么，谁来干。这句话很值得思考。一张蓝图并不是静态，不是不变，而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所以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做好规划的管理，并不在于僵化的规划方案，而在于增强规划建设和管理科学、系统、协调性。坚持源头的治理，并且加强对规划建设实施情况的评估和反馈。否则城市管理成为无源之水，显而易见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离不开规划的引领，规划的设计也离不开我们从实施和管理的角度进行反馈。

　　因此我希望规划实施和管理的话题能够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话题，能够成为我们城市规划和公共管理甚至更多的专家，大家能够奉献力量来共同进行探索一个话题。否则城市规划失去了作为公共利益带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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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这个机会来讲，中央都很重视，全国都很重视，我们同衡选择这么一个题目，我觉得是有非常的应景，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刚才尹稚问我是不是刚从国外回来，我刚从美国回来。对国内环境非常的重视，一个是体制机制和法制的问题，一个好的制度。第二是良好的规划，非常强调规划。重视的程度绝对不亚于我们的六号文件。第三是强调可持续的良好的公共财政，只有这三条才能保证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这个当中我想实施和管理是最关键的话题，借此机会我想分享一点自己的体会，同时希望能够跟同衡包括其他的朋友一起推动这个领域研究，借此机会祝本次学术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袁昕

袁昕：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16年前清华同衡走向了企业化发展这样一条道路，16年的努力，16年的积累，依靠清华大学这样一个综合的学科背景，科学的支撑，我们的业务领域涵盖了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科技传媒等诸多方面，到今天已经达到1000人的规模，成长为一支在行业内有责任，有活力，有影响的队伍，具有科技性，而且有人居研究院等这样一批企业，成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总结。

　　总结过去，在这里我们不敢奢谈经验，因为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面对行业变革的探索，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所以，我们在锤炼自己的队伍的同时，也努力把清华同衡打造一个实践与研究的平台。强化知识创新的能力和意识，强化支撑实践的落地的工程技术的研究，强化跨学科、跨行业的协同合作。

　　清华同衡学术周便是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窗口。面向实践，合纵连横，这是清华同衡学术周的一个特色。在这里，我们不仅分享我们的技术成果，也努力贡献我们的思想与智慧。在这里，我代表清华同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行的大力支持。那么，也期待着各位精彩纷呈的思想盛宴。

　　在这里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希望通过你们的传播向社会传递城乡规划行业与时俱进的努力与思考。这个行业可以为中国在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共同为推进规划行业的进步，推进中国人居环境建设，促进中国城乡和谐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在这里，再一次对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同仁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欢迎！也希望大家在同衡学术周期间愉快。

　　最后，我宣布“家国天下，规划论衡”，2016年第四届同衡学术周开幕！

　　主持人袁牧：掌声感谢，请留步，下面我们有请唐凯先生、尹稚先生和袁昕先生三位嘉宾到台上来，为我们2016清华同衡学术周活动进行揭幕。

　　2016第四届清华同衡学术周揭幕仪式

　　袁牧：首先我们有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理事孙安军先生，他报告的题目是基于实施的城市规划编制改革，有请。

　住建部城乡规划司司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孙安军

　　孙安军：非常高兴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次清华同衡的学术周活动，我想针对我们规划编制问题谈点思考。

　　规划内涵有政府政策属性，第一个是政府的管理智能；第二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第三是以城乡建成环境为对象，以土地及空间利用为核心；第四个就是它是一个编制、实施相结合的一个公共政策的过程。

　　刚才石楠会长已经说到这个事，我想要把这个问题结合规划编制再展开一下。

　　规划的属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学者专家都说了，他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科学，他是一个公共政策，他是一个社会活动。从今天我讲主要是放在对公共政策属性的解读上。

　　那么，公共政策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很多，我说这也是有关学者的概念，它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大家特别注意，它是一个行为准则。也就是说我们规划要变成公共政策，不是在画一个空间的图，而是制定一个空间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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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这个题目有点显得是伪命题，基于实施的规划，难道我们的规划不基于实施，不是为了实施吗？但是现在恰恰可以看出，我觉得大家社会各界吐槽的往往都说的是规划编制的问题。我们讲规划编制是规划能否有效实施的前提，也是我们说的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关键。当前规划编制的问题从实施角度我们简单归纳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科学性问题，现有蓝图有缺陷；第二是多张蓝图不衔接；第三是权威性问题，有了蓝图来坚守。

　　现有蓝图有缺陷是什么意思？我们规划编制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关于实施的结合比较少，较少考虑现状问题，缺少深入调查研究。我们关于规划实施应对手段很少，我举两个片子，是我从地图上下载的。这涉及到我们规划督查案件的查处。第一个右边这张图，这是一个城中村，在我们规划中被规划成了绿地。到了绿地实施的时候，政府没法干。涉及到几百户，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全部建了。不是不可以做，如果做绿地的话，你想办法怎么解决城中村这批人居住安置问题，你要给人家出路。现在是没有出路，就是强制性的绿地。

　　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搞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你要改，往哪改，出路的问题导致这个规划无法实施，无法落地。

　　第二下面这个图，我们前一阵搞了一个规划的挂牌督办，这里面就是其中一个挂牌督办的案例。为了什么？就是总体规划把我们现在箭头所指的位置划成公共绿地。实际上这本来是一个搞农业大学的试验田。现在教育部有投资，现在这个大学把试验田想改成教学楼、改成实验楼。这么一来我们的总体规划标志为城市的公共绿地，而在大学里它是试验田。就说明我们对现状分析不够，但是一旦把它划成公共绿地，你现在盖实验楼，就是违反规划，就要追究责任，要进行查处。

　　最后逼得地方规划局的领导，大学的有关人员都受到了行政处分，警告记过等等。还要逼着大学在旁边再去造一块公共绿地去。很多事情仔细一分析就会觉得我们这个规划编制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再比如说衔接问题，现在我们层级规划各自为政，我们城市规划来说，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之间全部都是不衔接或者是有很多不衔接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的规划也是不衔接。

　　最近我们说中央提出要搞“多规合一”，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差异有面积300多平方公里。规划有这么多，大家都在举起规划的大旗，导致规划之间不衔接。

　　有了规划，有了蓝图，也不按规划干，这也是一个例子。湖北某市一个例子，还有压根儿不做规划，我们说城市总体规划应该是城市发展建设的蓝图，按照我们现在的理念。但是有几个城市到现在，2010年总体规划已经到期，现在已经2016年还有总体规划没有报上来的。如果按照规划的要求，我的总体规划，城市详细规划要依据总体规划来执行。城市的土地出让要依据政府规划来进行出让。城市现在搞的土地出让，他所搞的控制详细规划是没有总体规划支撑，是缺少法律依据。这样一来，我们现在一些城市2010年以后所搞各项建设基本上都可以说是违法建设。

　　再比如说领导体系问题，新城新区圈地问题，违法建设问题，都是一些问题。

　　问题产生的原因非常多，有决策体制、经济社会、实施机制等等方面。我不想展开，我想说从规划编制的角度来看，我们规划的编制还是有问题。没有从技术方案转变为城市的公共政策。我们的规划编制者也没有从技术方案的提供者转变为政府公共政策购买服务的提供者。我们政府现在要购买公共服务，花钱请规划单位做，他并不是简单花钱，他是来购买公共服务，来购买你们提供的公共政策。我们从规划伊始可能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就是简单做一个规划。

　　第二步说改革的要求，中央关于规划改革的要求从十八大以后提了很多，这里既有建立空间规划体系的问题，包括“多规合一”的规划理念，包括去年召开的城市工作会，尊重规律，五个统筹等等。怎么样落实到我们的规划编制中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现在从十八大以后，按照中央的要求我们部里头在跟有关部门在进行有关的探索。我也简要介绍一下。比如说跟发改委、国土部、环保部联合开展“多规合一”，28个试点市县开展“多规合一”的探索，形成基础数据与标准对接，我们跟国土部共同开展的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试点工作，准备进一步推开。按照要求我们和相关部门共同开展省域的规划研究，我们制定《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办法》，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办法》，做好违规入刑的前期准备都是落实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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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改？作为规划编制要适应公共政策要求，基于实施的话怎么改？第一，要创新规划理念，可能有怎么样转型，怎么样引领，怎么样管控，怎么样提质，这是在理念上。

　　第二，要改革编制内容，就是要从空间蓝图转变为引领城市发展的纲领和政策。把技术文件要转化为各方的行为规则，政策工具包，这个非常关键。其实有的时候说起来很悬，你仔细一想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政策工具包。比如说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容积率，容积率的高低实际上就是一种政策工具包。比如说我们的行为规则，我们现在大家说了三区四线，县级开发区，这就是一种行为规则。我们说的紫线、蓝线、黄线、绿线，同样是一种行为规则。通过约定各方的行为规则，能够达到我们的规划目的和规划的要求。所以我们说了，要从注重目标和结果安排转向注重规则与过程控制。刚才石楠理事长说了注重这个过程，我们把规则定好之外，要注重过程的控制。过程控制之外往往出发点和到达点，到达点往往不是你想要到达的目的地。我们要内容上，要从关心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转向关心怎么做，还有不能做什么。

　　规划内容转变，从深奥技术文件转变为简洁明了的政策文件。这个非常关键，跟我们后面的方法，包括公共参与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目前规划文件确实太厚、太专业。对不是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来说，非常难以理解。尤其我们城市总体规划这么厚一摞，你想让大家参与规划，你想让大家了解规划，你首先让大家能看得懂，能明白。不能看的懂，不能明白的规划，你让公共参与，社会各界参与那是一个空话。所以，可能有很多要变的。

　　这里我想说，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城市总体规划改革为例，就有一个在范围与深度上改变，近期与远景改变，怎么样放眼远景，聚焦近期，刚性和弹性要改变。很多是刚性和强制性，怎么样保证这些刚性的内容能够有效的传导，同时又能保持规划很大的弹性。度让与坚守，战略与实施的问题，我怎么样保证我的战略性，实际上要有我的集成政策，这个集成政策一是对下位规划的指导还有为下位规划提供很多高的要求。过程表现在从评估到反馈的一种动态。刚才说的是转变规划的内容，

　　第三步我想说要改变编制的方法。首先要建立公众参与规划编制实施的互动机制。我们以前自上而下，现在是自下而上相结合。要变精英规划为社会参与式规划。

　　总书记讲话里专门说了规划编制要接地气，邀请被规划企事业单位、建设方、管理方参与其中，应该邀请市民共同参与，这是总书记说的。说了以后，关键是要建立这么一种保障公众参与一种途径。

　　大家都知道我们城市规划的制定实际上是公共权力对以土地为依托的财产权益的调整。国家划的一块地为绿地，你什么都干不了。城中村搞绿地，老百姓建设也不能建设，还要拆掉就是一种权利。所以就要有一个广泛的参与。

　　我们的参与以前是公开公示，规划成果出了之后，大家提出意见，批准之后告诉大家这个规划批准了，请大家帮助监督。规划编制的全过程并没有参与，尤其是在规划前期没有参与，所以要有一个全过程的参与。

　　再一个就是要建立编制与实施的互动反馈机制。一定不要认为这个规划在编制中，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就完了。实际上它包括了整个连续的过程，所以我说了要有一个评估动态、动态维护和修订机制。整体规划要有一个动态评估、动态维护，同时控制详细规划也要有很多检控、评估、调整动态，进行维护。

　　还有构建“多规合一”的平台形成一张蓝图。我们已经搞了“多规合一”的试点，从各个层面我们来整合各类空间规划，形成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应该说从统一标准，统一技术要求、统一目标在技术上应该是很容易做的，关键是在未来的管制办法、管制体制上还要做更多的文章。我们改编制办法还包括要利用大数据等等，这是改编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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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作为规划师，也有一个角色转换问题。我们规划师角色以前是叫决策者或者最起码是决策的参与者，将来要逐渐转变为中介与服务的提供者。他处在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意图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们这几次灾后重建，实际上我们的规划师就在发挥这个作用。不管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也好，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通过我们的规划师来与公众沟通，使得规划能够反映公众的意愿，能够表达政府的期望，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最后我想规划编制与实施密不可分，城市规划编制的改革应源于实施、基于实施，真正体现作为公共政策的属性。

　　第二句话说，规划编制的改革与整个规划体制的改革密不可分。我们现在的规划体制的改革刚刚拉开大幕，正在进行中。所以我们规划编制的改革仍然在路上。

　　最后预祝第四届清华同衡学术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袁牧：感谢孙司长对于城市规划编制，再到政府公共服务，再到城市规划改革的深刻解读。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交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前副司长，中国公路学会专家会秘书长蔡玉贺先生作报告。蔡玉贺先生报告的题目是“交通优先要知行合一。

中国交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蔡玉贺

　蔡玉贺：非常感谢同衡研究院的邀请，在这个场合，更多还是一个交通行业媒体这样一个代表，这样一个角色来做一个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首先，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题目？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城市寄托着人类发展的一些希望，也是一个文明发展未来的一个走向。但是，要解决现在的问题面临着城市越来越拥堵，污染越来越严重。曾经有一个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现在可能要加上“应该”两个字。全球的人口在2007年的时候城市人口超过50%，未来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60%。我们国家是2011年城镇化人口超过50%，去年年底达到56.1%。我们的“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到60%。

　　这样整个现实的情况我们可以看一下，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个人和家庭出行的大量的增加带来的是城市变得越来越拥堵。“大城市病”不光在大城市体现，也开始向中小城市，甚至向县城开始蔓延。我们的首都变成“首堵”。

　　根据高德地图的统计，在2015年北京仍然是全国最拥堵的城市。我在济南待了七年，当时还没有觉得什么，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济南好象变成最拥堵的城市。所以，原来讲济南是“山、泉、湖、河、城”，现在济南有七张名片，“山、泉、湖、河、城、堵、霾”。有的时候领导调侃济南市的领导的时候“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变成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雾霾半城堵”这样的一个格局，确实出乎意料，是经济发展了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没有发展上去。

　　这个题目原来是我们部里的总工说城市空气变得越来越赃，后来换个稍微厚重一点的词。机动车的扬尘是大部分城市空气颗粒物的主要污染源，北京、广东、深圳等城市主要的污染源是机动车，北京市也有统计，PM2.5的交通贡献是31%，有学者和专家说夸大了，后面还有很多的数据可以证明。

　　这个数据讲的是小汽车在路上行使，每行使一英里要排放一镑的二氧化碳，我们国家有的研究说大概7、8倍，比喻的很形象，大概车在路上跑，是不断在车窗外面扔垃圾出去，我们城市污染和交通密切的关联。这个越来越证明城市的美国讲私家车是最大的排放源，所以，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治理城市的空气的污染两个是密切相关的。

　　习总书记2013时候到北京市调研，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都去看，那一年不光看了城市交通，也看了全国很多的交通，大概7月份又到湖南去，在湘西在大桥上面谈到了几个问题，修通一条农村公路，打开一扇致富的大门，在川藏路终点的时候又作出重要的批示。所以，我们报纸把交通的十大新闻之首就是习总书记对交通的这样一些关注。我们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也把对城市交通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还有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专门谈到了城市规划当中要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这当中也包括三个“宜人”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城市规划当中应该坚持交通引领，交通的先导性这样一个观念，要交通引领土地资源综合利用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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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观点要引领城市发展的这样一个规划理念，坚持这样一个理念。城市交通应该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基础和关键，要发挥交通对城市发展的一个引领作用，使城市的运转适用绿色、出行的一些交通模式，大家在这个方面越来越形成共识。刚才在交通设计所里看到你们在做规划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些理念，现在所谓的TOD的理念，等于还有“多规合一”也好，很多还有公交都市的创建也好都在体现这样的理念。城市建好了，回过头来考虑交通怎么样配套的问题，应该首先考虑它的交通的承载能力，根据你交通可能提供的这样一些能力，再来规划城市其他的功能。

　　第二个理念想要坚持一个核心，而不是以车为核心，打造这样的一个城市这的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刚才孙司长也都介绍了很多令人鼓舞的一些规划和一些设想。这个也是从美国8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主义，也说开始要逐步的回归到怎么样让人生活的更宜居。

　　在这当中就讲人类应该要高度集约，建立一些中心城市。然后，在中心城市高度集约的周围应该与自然和谐的相处，而不应该完全是这样一个摊大饼的状态。

　　第三个大家分享坚持公交优先发展的战略，与实施交通需求管理这个要双措要并重。仅仅靠发展公共交通并不能够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北京，这几年随着地铁大量的修建，公交专用道大量的开辟，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方式，微型公交、定制公交等等想了很多办法。我们现在公交的分担率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道路的交通拥堵状况并没有明显的缓解。为什么？研究发现公交出行的增加吸引的人群并不是私家车，而是那些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所以，对小汽车、私家车的管控需求的管理非常的重要。

　　下面有这么几个案例，在国外也有研究，全球各大城市对交通状况进行了评估，我列了前六位很荣幸亚洲有两个城市，香港、新加坡，另外还有欧洲的一些小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城市交通状况的好与坏与公共交通的比重，公交卡的普及度，自行车的发达完善角度，还有私家车的共享率是成正比的关系。与人均的汽车拥有率、汽车尾气的排放等是反比的关系。

　　这样从一个侧面例证，一方面我们要发展共同交通，另一方面也有自行车，这是北京市一个很宏伟的规划。这方面要对私家车进行管控。还有新加坡私家车有期限的使用到十年以后还要不断的再拍卖，又重新拿出来拍卖。现在要放开对停车收费的标准，在中心城区可能要不断的提高它的标准，这样一些经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再包括一些法律的手段来综合的来治理来控制私家车的使用状况。

　　最后一个方面，我想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交通优先在执行环节的一些改进的思路和应对的措施。

　　我们现在处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从20%到50%的城镇化率我们用了30年，英美用了50年，德国、法国用了70年。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态势在未来的时期还会加剧，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城市规划当中更好的体现交通优先的这样一种发展的理念，不再去重犯历史曾经犯过的一些城市，不再像清华原来的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前段时间广为流传的一个微信，看着很辛酸，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我借用了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的这样一种解决的思路，要解决存量，控制增量，最终再达到一个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走向这样一个道路。

　　我们想要跨越历史的河流，我们现在要跨越，要解决好我们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个可以借鉴欧洲古村的一些改造经验，像最近提出来的《巴黎大区2030指导纲要》，提出三根支柱为主的规划策略，有城镇的一些问题，还有自然保护的一些问题，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有借鉴意义。

　　我们的北京城，我们现在离的很近的天通苑，到现在它的交通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当初建的时候，一个几十万人的小区，在国外算大城市了。

　　第二，要打破“知不易，行更难”的这样一个魔咒，城市规划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这一方面源于我们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或者执行不严格，更多的还是一个管理体制这块，在多种多样的利益集团的冲击博弈之下，我们原来所设想的那些以人为本也好，那种先进的理念也好都变得不堪一击。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因为他说的比较尖锐，这不代表我的观点。他在微信当中写了一段话，我引用，上面政令不一，下面各取所需。先是把上面事权搞乱了，现在再来合一。背后诸多利益全牵扯进来，空间范围也完全不一样。对“多规合一”不抱着希望，最后三个字，难，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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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北大的一个教授和上海财大的一个教授研究，实际的领导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他们研究的结果是可以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率的26%，个人的因素。这个东西想到在我们城市规划当恐怕个人影响力不是26%的问题。所以，地方城市主要领导人，对城市规划编制和执行可能施加更多的个人影响，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都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

　　这一点我们要学习新加坡，我们很多学员到新加坡学习，老问人家你这个规划做完了，万一这个部门不做怎么办？我当时代表中国政府去过，一个城市和可持续发展的论坛，是亚行主办的。小区建好了，然后基础设施进来，小区里面有高架上面的无轨电车，然后从主线下来，转到主线的地铁，到城里去，后面二期、三期依次开发。万一这个部门不配合怎么办？那个部门做管道的自来水的不配合怎么办？他说很奇怪，怎么可能不配合，哪一步要走哪一步，这个事情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一些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些背景之下，我们出现的一些怪象，以北京为例，我们汽车站可以与高铁站比邻而居，我们原来强力推综合枢纽的建设非常非常难。解决最后一公里喊了多少年，没有什么改进，新建的体量庞大的一些小区仍然没有预留我们的公交站点。小区里面无论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到处停满了车，我们四环路边有些地方有非常宽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原来我们可能们还比较引以为自豪的建设这样一条商业街，没有停车的地方，地铁很多也不通。还有香山、八达岭一到周末都堵的过不去。

　　这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理念，还是不去做呢？

　　第三，要克服执行严重背离的人格分裂。交通参与者从我做起观念意识不强甚至缺失，中国式过马路，翻越栏杆强硬加塞停车、随便理直气壮，闯红灯。主要是因为自主以来我们国家是以五伦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文化，所谓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妻等。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是有，因为那是乡村邻里的文化，人的范围很少，但是到现在再用原来的宗法制的道德再要求大家是不会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现代的公路文明，或者现代的公共道路我们现在把目光更多的放到了在农村七千多万贫困人口身上，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一个指标，但是往往忽视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在寄托了人类文明，我们未来希望这么城市有一个未来的精神贫困层。所以，两个脱贫要同时进行，如果没有后来的脱贫，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那是不可能的。重塑现代公共意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共同为我们的城市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助理 孙雪东

　孙雪东：首先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学术周，热烈祝贺学术周开幕。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改革创新城乡规划体系，促进绿色协调共享发展。

　　今天的主题是“家国天下”，我想围绕我们国家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现实和困境对我们的家国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再介绍一下我们国家城乡空间规划变革的趋势，如何顺应这个趋势放眼长远科学规划。

　　一、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现实和困境。分为两方面，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以相对紧缺资源库存支撑了30多年高速增长，这是我国GDP城镇化水平的情况。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土地利用情况。目前我国建设用地，也就是开发强度大概是4%左右，比美国同样国土面积差不多的国家，美国比我们高大概0.5个百分点。美国的人口是我们的1/4。应该说这30多年是我们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变化最剧烈的一个时期，也是人口迁徙最大的一个时期。

　　2、以占世界10%的耕地，养育了世界19%的人口。当然这是以消耗占世界20%以上的化肥为代价的。

　　3、区域和城乡发展协调性有所提高。我们国家的城乡收入比在07年达到高点，大概是3.3：1，到去年下降为2.7：1。

　　4、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重要变化。但是整个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5、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困境。

　　1、国土基础设施框架初步形成。

　　在这些成绩的基本面的背后，我们面临八个方面的困境，主要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角度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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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1、自然资源禀赋强约束。主要表现资源供需矛盾巨大，而且这个矛盾还在加大。去年我们GDP10.4万亿美元，我们消耗了世界上大概半数能源整个资源。相当于八个新加坡的大小，这是当前粗钢50%，水泥58%。

　　美国最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2倍多，欧盟最好，20%GDP贡献11%的碳排放。欧盟不断提出要联系我们的航空航班增收碳税。这是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的这条线，我们主要的人口和生产活动都集中在东南半岛，这种状况短期不会改变。这是缺水状况评价，大家看到整个华北和西北地区缺水极为严重。正因为此，中央要求北京市主动提出来要以水定城、以水定产、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也是一个规划抉择，这是开发强度，这是我们的建设用地。京津冀到长江中游地区，整个华北平原，开发强度面临普遍过高的问题。

　　困境2、各行各业各地竞相用地矛盾加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空间的需求相应会增加，从事土地规划工作，难道中国人就不能住一个小一点的有天有地的别墅吗。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的资源禀赋不行，虽然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人们都希望居住在绿树环抱的郊外，这是洛杉矶的一个郊外山庄，这是独栋别墅非常的宜居。这个是工作密度，就业程度高的城市。到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去渡假，这一当今十几亿所谓进入发达国家序列人们享受的生活。中国人也有这样的理想，但是中国目前的资源禀赋和人口的背景下，短期内很难实现。除非大家想到西北或者是东北的地方，大家说能不能住别墅？我看可以，大家未必愿意去这些地方。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对生态用地的需求也持续的增加。很多地方都要是建大量的休闲空间，开采空间，建立绿色公园等等，这个需求非常的旺盛。

　　困境3、建设用地低效率利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这个图表清晰反映了这个现实，2007年以来每年进城人口两千万人左右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城镇用地的增加，两倍于城镇人口的增加。突出反映我们的城市用地的问题，，和大家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这是京津冀和珠三角扩大了四到五倍。

　　这是基础设施的情况，去年我们的高速公路达到12.3万公里，国家规划的是10.8万公里，国土部有一个共识，我们占了国土面积4.8万，但是地方在建和已建未来超过19万。这不是浪费的问题，将来可能会拆除。由于各种各样的驱动，这是我一直比较推崇的英国A级公路，高速公路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占地，对国土空间造成严重的分割，使得我们土地利用，我们城市宜居，生物多样性等等带来无穷无尽的后患。高速公路绝不是越多越好。

　　困境4、部分地区开发强度过高。规划界基本公认了，大的区域开发强度一般不要超过20%。我们羡慕西欧人生活，他们是在3%和20%之间。中国很多城市群地区，很多大城市，他们的开发程度也是惊人，这种状况还在持续。

　　困境5、城乡发展不平衡。反映城乡之间用地水平比例过大，3.5：6.5。人们需要有大间，又得不到，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我们规划建设的理念方针和方法。与此同时城镇建设用地人均118平方米，农村317平方米，超出我们工人的100平方米，宽松宜居。目前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与此同时从区域向北京看，普遍特大城市人口压力大，存在过载情况。中小城市，小城镇数量多，但是前景发挥不够，没有特色。不能像德国小城镇一样吸引我们大量哪怕是中等水平的人口。无论是大中小城市，都有这样那样的城市病，脏乱无序，人文特色内涵不够。总书记批评的千城一面。

　　5、城乡发展不平衡。这是我拍的照片，不是在丑化，而是现实。

　　6、城市内部用地比例失衡。一定阶段内工业用地偏高一点是正常的。很多城市超过了40%，这个过程也是困难的。我们普遍存在建设用地偏多，生态用偏少。没有多少城市达到了规划设计的目标。道路过宽、密度偏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来提高道路面积比例很有针对性的。同时公共服务空间不足，土地混合利用功能弱。这是拥挤破旧老城区，这是高大上的新城区，著名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城，有的专家概括为只有天上才能看到的景色。有一个专题就是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城总规的评估。

　　困境7、依赖土地融资推进城镇建设的方式不可持续。2014年达到高点，占到全国财政收入32%，去年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困境8、掠夺式开发和环境破坏严重。很多之城市群大气污染严重，京津冀和长三角华北区都面临不少土壤重金属的污染。

　　针对这些国土开发困境，我想介绍一下这两年来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和未来城乡空间规划变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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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梳理了一下，从国外的空间规划体系来讲，有六类。今天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四类，另外两类是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不成熟，另外一个是前东欧苏联体系的规划，大家在座年龄长一点就知道，我主要从发达国家的四个体系做一个梳理。

　　第一是英国，英国的规划体系比较简洁。体现出中央集权和政府主导的体系。对应法律架构完善，英国体系既体现了自上而下行政主导，又非常简洁明了，是非常高效的空间规划体。

　　国外的规划都有很多图片，好的规划有的专家讲可能就是这么厚的文字，不见一张图。规划本身是另一个策略，不一定通过图片的方式展现。

　　第二个空间规划是德国，德国空间规划体系分为三层，呈金字塔型，越往下它的规划的内容越多。我们的专项规划等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类规划之间是协调，能够满足于德国可持续发展。这也充分了反映了得德意志民族理性思维的特点。第三是美国的规划体系，是地方自治为主，地方主导权比较重的国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自下而上的规划。表现自由、分散、缺乏高层统筹。主要体现在州和地区层面。这跟美国的建国模式和开发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地方政府对其他方面不是很关注，它的规划虽然是地方主导，不是说美国的规划没有问题，也有很多美国的规划在回顾和反思，美国的规划模式最大的毛病就是对土地资源占用过多，对能源消耗过多，建立在小汽车上的国家。他们的消费量是西欧4到5倍。追根溯源，这是跟它的规划模式密切相关。

　　最后一个规划体系是日本，日本比较复杂，四级政府，每级政府有若干个规划。呈网络层的规划。和中国很像，我们规划很多，同一层面80多个。与我们国家不同，日本有良好的法律保障，它的运行是良好的。同样是网络层的规划，比较烦琐的体现自下而上的规划，日本的规划运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借鉴中央集权国家控制自上而下，至少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直到适当的时候，20、30年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更多的交还给地方政府。

　　再看一下我们国家现行的空间规划体系，空间规划有关的有80多种，只多不少。各类空间规划各有侧重，平行交叉。今天举五个主要的规划，咱们进行一些梳理。

　　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

　　土地规划、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都有法律依据，其他都有相应的政策文件做支撑。

　　从编制体系来讲，规划期限比较长，主体功能区和其他几个规划都是针对不同的问题做了不同的安排。规划期限各有不同。这个表上能够清楚看出来，只有城乡规划系列和土地利用规划系列是实现了五级政府、五级规划全覆盖的五级规划，其他三个没有。因为按照规定，主体功能区规划只能编到省一级，做了一些划分。

　　这五个规划，从规划目标和核心内容和规划范围，调控对象和用地规模和管制工具上都有不同。土地利用规划要通过指标控制的办法，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大家编制城市规划的时候很费劲，这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我们说城乡规划更多是反映地方，随着新常态也略有下降，我们进入存量规划时代，存量规划是可以收费的。背后也反映了不同的规划时期，不同的特点。

　　我说土地利用规划更多体现国家意志的规划，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呢？他把全部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审批管理和土地执法、土地督查，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积极鼓励建设用地各种情况下复垦为农用地。生态优先情况下，适当的鼓励，利用一些未利用地开发为农用地。比如说建设用地上山，都是源于这样一些理念。这是土地利用规划管制中一个最好的体现，也是管制的一个载体。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来保障这个规划有效实施。

　　大家可能说你们的规划实施刚性很好，城市规划老是被改来改去，我想没有什么好坏，只是这个规划背后所表现的意志。我说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有不协调、不衔接是正常。因为背后反映不同的主体的诉求，正因为这样一个情况，两者如何很好的协调起来，我们很好的兼顾当前，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规划改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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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面介绍一下“多规合一”的进展。第一是28个试点，北大的林坚教授认为规划冲突的焦点在于争夺土地发展权的权力。大家还是站在一个立场上，不是因为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标准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实际上反映到现实当中，那个地方也没有影响它的发展，也没有过多给耕地有流失。

　　“多规合一”目前已经完成，正在总提炼阶段。来看有一种空间发展模式，还有总体的模式，无论哪一种模式，我们认为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合一是重点。地方实践是这两个规划合一上下很大功夫。其他的规划相对来说交集比较少，矛盾不是那么多。

　　国土部牵头试点来看，这种规划一个数据平台，一套方法规范，一套制度建设。从专家学者意见来看，对“多规合一”还有这样那样一些局限，我觉得也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没有突破现有规划体制的束缚。将来这些空间规划都没了，我们到底要提供什么，恐怕现在还没有一个全新的说法。现有“多规合一”的试点还缺乏法律的依据，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过渡性的成果。现在的规划仍然还是一个扩展性的规划，包括我们的试点，广东佛山南海区，建设用地已经超过51%，仍然希望在增加几万亩建设用地，我看一汽大众没有必要放在我这，放到其他地方更好。这一轮试点下来，公众参与渠道仍然匮乏，我们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有的专家学者对“多规合一”貌合神离，和刚才讲的难，难，难，可能都是殊途同归。

　　未来方向已经明确，我们几个部门也是共识的。有六个，第一强化空间用途管制，我刚才介绍了我们值得借鉴几个空间规划体系，从他们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空间规划体系如何改革，以用户管制为核心的空间管控制度一定会被完善。

　　以主体功能区为主，将来的空间规划没有了，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理解。

　　第三统一空间规划编制，实现规划全覆盖。未来空间规划三级，国家级、省级、市，县里不再编空间规划了。对空间规划做了定位，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建设的基本依据。这个定位我们也基本到位了。

　　将来空间规划，加上控规和详规为补充，将来没有环境保护规划、土地空间利用规划，还要加上城市设计。整体我们还不够，考虑到前面我们讲的城市规划设计面临的问题，地下空间和海绵城市可能会放在专项规划的序列里，我们从总体规划序列里就实现了受空间规划的合一和全覆盖。

　　第四统一技术标准。包括土地分类标准，三生空间的划分。明确好开发便捷和保护便捷，对城市空间做好统筹规划。

　　五、创新编制方法。探索规范化的市县空间规划编制程序。要鼓励当地居民对规划进行监督。

　　六、探索合一的规划管理体制。在有条件的城市探索两个部门合一，两图合一。我个人觉得效果是好。不空间规划如何改革，核心是要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

　　第四方面我想汇报一下未来城乡规划变革趋势。我们认为这两年来有三个方面变化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同。突出表现在这么几个，一个是农业现代化，目前我们耕地在规模经营比例超过30%，平原地区接近百分之百。这个变化带来人民居住变化、生活方式变化和城镇化模式变化，是过去几千年来没有的，未来这种变化仍然会大量的发生。我们的变化应该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规划不仅仅是满足农民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当中的追求，更要作出引领。通过大家相互的过程的交互和互动，相互适合城市化进程统筹规划的模式。

　　这是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人、地、钱的问题。信息化突出表现在“互联网+”的一些问题，信息化有互联网+，深刻改变着社会。

　　四化同步到五化协同，最后一化是绿色化，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撬动绿色发展机制。把绿色写入五化协同当中。四化同步到五化协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性的转型。他对我们城乡空间规划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二个趋势是国家三大战略，这两年来国家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这是会对我们未来的空间规划产生重要的影响。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看，目前主要的规划都已经编制完成。主要是解决人口过渡集中，水资源匮乏、建设用地粗放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应该说京津冀地区是病的最重的一个地区，国家下最大的决心改变。比如说四个以水定，以水定地，以水地人，以水定产，以水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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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拿出上千万亩的耕地，希望对生态环境改善有一些正面的影响。这些措施如果到位，包括坚持一段时间，我想PM2.5整个华北地区的情况会有一些改观。这长江经济带，涉及11个省市，人口GDP超过全国40%。除了长三角之外，还有长江中游，这是中国我们认为目前资源环境禀赋相对好的地区，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精华。他面临的问题不是那么突出，未来大的生态保护情况下，更好利用好长江水道，实践好省区之间合理的分工和人口分工。更能现比较好的黄金领域开发。

　　第三个战略是“一带一路”，从韬光养晦到主动作为的重要构想。这是我们面向新的重要的变革，我想对我们的规划会带来更深的影响。

　　第三介绍一下大数据时代对我们的规划。有媒体说大数据是几家垄断机构忽悠政府多花钱一个手段而已。我不这么认为，大数据对我们规划界应该是正面的影响比较多。大数据拓展了规划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是麻省实验室和爱立信合作，识别城市边界及内部空间结构。上面是大湄公河地区，下面是纽约，他通过大数据识别，更加准确，城市哪些系核心商务区、居住区、节点区等等。与我们传统的规划问卷方法要精确很多。

　　大数据拓展了规划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既可以研究个体，还可以从个体提炼出来群体行为。这个图很有意思，国外雅虎和一家公司做的。叫城市意象图。左边是东京，右边是上海。绿色表示绿地，黄色表示高楼意象。中间绿地是绵延、均匀、城市中心区很多。上海绿地主要集中在中心区，这背后说明什么？上海通过规划建设，最高水平一个城市，尚且如此。我们对于未来上海新一轮城市规划，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我跟上海的同事建议，我们要搞郊野公园，开敞空间，绿色空间开展空间的提供。否则我们黄埔江的海难事故不是偶然。他不是没有正向的因果关系，我们觉得是密切合作。

　　所以总的来看，大数据对规划的影响是深远的。目前还刚刚开始。他促进我们的研究片断式转向动态化。由传统粗放型转向精细化转变。兼顾以空间为基与以人为本。全国这么小，无非是一些柱状图、饼状图。整个中部农业区人口在急剧衰退，反映美国的发展态势。我们做规划，空间资源配置，无疑这是非常好的决策。

　　这张图同时为我们领导决策提供更加好的支撑，而简单的表达，更直观化一些。

　　大数据时代推动我们规划编制方法和管理模式的转型和创新。

　　最后我想说针对这些趋势我们如何更好的放眼长远，这里我讲几点。未来发展要有全球化、多样化、社会化、协同化四大趋势。我们提出中国城市发展要面临转型，要转变我们的竞争方式、治理方式、发展方式和合作方式。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共赢发展

　　有一些规划理念，实行绿色低碳空间布局，能不能短路径出行为目标的土地混合使用，适合行人与自行车使用的地块尺度，以公共交通之可达性水平来确定开发强度。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未来的能源做了很多方案，我们也在做，现在看来我们整体跟进的要慢一些。

　　要建设更加亲民城市，有生命力的城市。这是纽约中央公园，我们的中心地是为谁而建立的。我想我们规划界是不是也能梳理出来10到20条正向和负面清单。这是新加坡当年弯弯曲曲小河，建成高楼的新加坡，这是最好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这是核心的空间规划的模式。

　　最后想对农村我们重视不够，今后要把更多的经济纵深。

　　成功四要素，公平法治、市场经济、长远规划、有效执行。我们在座都是做规划，一定要有长远眼光，长远有多远，近代500年以来有四个霸权，每个霸权维持130年。从西班牙到荷兰，打败普鲁士和英国和德国，下一个对手是谁？梁老师是我们规划界的老前辈，从这样的寓意提醒我们，我们搞规划要有长远的眼光规划。

　　共同规划建设好我们的美好家园，美丽中国。谢谢大家。

主持人袁牧：感谢李铁先生的报告，对城市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做认真深入的思考。接下来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尹稚先生作报告，尹稚先生报告的题目是“价值观·逻辑链·依据集”。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尹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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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稚：2016，今年又站在这了。我觉得平时跟大家讲课的时候，那种细节已经讲的非常多了。今年院的大型科研项目，我今天讲既跟现实有密切关系，同时又虚一点的东西。

　　其实城市规划发展到今天，无论是从你做的职业工作这块还是从学术理论的总结也好，无非是这么几个层次：

　　第一，城乡应当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城乡的现实是个什么状态。

　　第二、它之所以长成这个德行，它背后有没有规律可循，有没有稳定的发展逻辑可以追溯。这些规律和逻辑当中，有没有哪些可以被称之为经验的东西，有没有哪些可以被称之为教训的东西。这涉及到我们将来怎么做。但是不管是what、why、how，这三点其实都是很近，规划理论和规划知识有那天起，很多人就不断的做积累。你会看到不同的时代，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不断演进过程当中，不断的变化。

　　谈价值观的问题，其实没有一个之正确的价值观念，你很难确定这三个东西的导向性。无论是你想描述一种什么东西，还是想解释一个东西或者是想规范一个东西，这背后其实是有价值观的支撑。有很多专家讲了很多，不同的行业角度，不同的部门角度，不同的学者角度讲，他都是有他很明确的价值观。比如说城市如何能够最大，以最低的成本来建设，这也是一种价值观的思维。我记得当时在中国中小城市发展道路之中，很著名的90年衡水会议，大概之所以确定当时22字方针，我印象最深刻两篇报道都是从经济角度做的分析。就是在大中小城市安排就业我要花多少成本，毫无疑问大城市成本最高。

　　说到生态也会有人讲，包括刚才李铁主任谈到视觉生态。保持很好的生态条件的地区拿来做开发，把所有的江中岛是新的开发区，建立新城。我记得当时开发的时候，有一个专家问，岛屿像现在农田质量非常好，水山林绿，是一个田园风光的状态。他说难道你在这里面加100万平米钢筋混凝土之后，它的生态比现在更好吗？这些东西反映什么呢？当时吴先生在创建人居环境与科学讲过一句话，城市规划在价值观上没有导向，而是这个事物本身它的复杂性造成了它跟广泛的学科和广泛的行业有广泛的关联。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角度，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办蠢事。第一大概没有人说办了蠢事或者犯了错误一些愿望差了。很多从开始起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城乡未来这是一个很坚定的信念。

　　之所以出事，很多东西来自于价值观的单一性。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业界，各执一词，各讲一理，这里面缺了一个什么？缺了一个跨界的价值观校验和跨界的价值观的协同。面向未来，其中很重要就是协同的观点，这是在老的系统三个以后，新系统成长起来很重要一个内容。如果面对未来我没有一个跨界、跨行业协同的价值观，你很难在处理无论是规划编制、规划实施的导向还是你个人职业应该所持的立场方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像“多规合一”，虽然平台集成了，现在同床异梦的事情还很多。为什么？大家都想干一件好事，但是都过分执着于既有的价值链条，既有的利益链条。还没有能够实现在价值观层面有效协同。

　　第二我想谈就是逻辑链问题，其实从近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近代城市规划史它真正作为科学站在人类舞台上的历史也好，它的逻辑链从来是在不断的演进过程当中。随着它关注事物的更为广泛，不仅仅是传统上在这个领域里面占主流的自然科学的逻辑链条，包括社会科学的逻辑链条。人们欣赏美学的逻辑链条，欣赏艺术的逻辑链条，都不断的加入到这样一个大的空间当中。

　　同样你也会发现，孤立的来看每一个不利的技术链条，它都是所谓可以自圆其说，所谓可以合情合理，符合某种基本定义，基本原理。但是为什么当这些链条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美好的情景的设想会成为一个让你不那么满意的现实。复杂科学和综合性科学的不成熟，尽管从某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讲，他一直在进步。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系统，要用复杂科学的思维模式来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缺乏另外一种横向的逻辑链，这个逻辑链是干嘛的？是做原来所有的纵向的、逐渐壁垒化、逐渐一根针到底的技术逻辑链条相互校验。这种校验既渗透于前期的依据研究，也渗透于整个规划的不管是编制、实施还是管理的过程性运作，也会一直延展到所谓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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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离开这样一种横向校验性、逻辑链的逐渐的丰富和逐渐的发展，仍然按照传统的学科划分的思路，行业划分的思路，部门利益划分的思路来做这项工作，我们面对的仍然是现在这样一个比较惨痛的未来，我们不会有更好的未来。

　　第三个我们真的有真实的依据集吗？发现城市规律，探讨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如何生活、如何就业？它的所有的活动在时空上的分布，应当说是近代城市规划作为科学，初露头角的时候就非常强烈了。这个行业还有没有科学？还有科学。但是我们真的抓到了这部分科学的真实性的东西了吗？其实还有相当的距离。

　　目前我们依赖的很多的规范是来自于简单的现实观察以及经验性的总结。很多人认为城市规划的经典，从尺寸到到距离到规模，无数的当年提到的一些东西，这本书Plan  Language(音译)所谓的依据集不过是来自于当时对美国有限城市的有限观察。搞交通，带着学生从路口数交通，数来数去有多少？你能数多少东西来支撑你某一种交通领域，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说到低，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并没有真实的依据集来做我们随后的分析和判断。

　　当时走到今天的时候，为什么城市规划这几年我们拼命在规划院强调大数据，强调互联网，这些信息采集技术、感知技术的各种进步，使得我们第一次能够看到无限趋近于真实的可能性。不是无限趋近于意想的可能性。这些会使得第一次有可能更大限度的趋近于真实，去观察这个世界。从真实的更趋近于真实的数据、证据、图像、情景当中发展出更进一步的分析技术。发展出更进一步的所谓理论的提高和总结。

　　所以对年轻一代的规划师我一直讲的一句话，历史上的经典教会了是一种技术，是一种技术的思考。但是不要过于看重任何那个时代的结论，包括已有的功能技术规划的结论。这在创新的技术过程当中，逐渐贴近真实世界的认知过程当中，在分析工具的更新换代过程当中，有很多都是会被颠覆。价值观不会变，但是价值观的跨界融合会产生全新的价值观，使我们做事情不再挂一漏万，不再按下葫芦起了瓢。逻辑链我们有长期的积累，我们需要补充的系跨界逻辑链互相校验的短板。这种短板既有硬技术的校核，也有软技术的讲解。所有这一切当技术发生进步，价值观确立之后，我们如何能够更贴近城市规划的管理与实施，这绝不是在任何一个高校的教科书上能学得到的。

　　我干这行30多年了，我很坦率无数次讲清华科班教育给我这点东西，可能不够我这些年知识和经验的1/20。剩下所有东西都是在中国实践当中打出来的。离开了对最真实的国情、事情、人情认知的话，你所有的价值，美好的愿望，所有技术精英的想法，只能建立在黄沙上的城堡，可以分分钟被摧毁，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校验。

　　为什么讲这些？在实践当中有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可以看到这里面还有多少值得深挖东西。

　　前一段我接待一个云南的客人，教育口的。很多年前了，大概快20年前了。教师的住宅小区，那是比较早的，大部分采用太阳能做七八层楼的太阳能供热水。所有太阳能板把它的屋顶铺满了，因为昆明这个地方太阳能的力度非常高，一个屋顶架好之后足以供一个楼所有居民家居热水。这么多年过去了，随便聊天说我们早不用这玩意儿了。为什么？因为你所有集热都在七楼，对于楼下的人来讲，当你要拿到热水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楼里所有的水管里的水都放光。放光的时候还没见热水。随着我们国家的大城市地区的水资源的短缺，开始涨水价。高的时候大家不在乎，放就放。那时候比较低的水价，相对比较好的氟氯，市场化之后就没有人用这个了。自己冲到厕所里，自己家的热水器。

　　这么一个特别简单的用水案例，它的节能跟资源节约你走什么样的技术链的路径，如果这两个技术链条不是吻合，一定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类似这种东西可能在城市规划里你要去想找这些案例比比皆是。你要想突破这些东西，恐怕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工种，单一的学科就能够寻找到一个所谓更加平衡的方案。况且随着城市化对人的关注，人行为更加千姿百态。那时候我们大量的所谓优化后旧方案投入使用之后，并没有达到真实目的。这里面人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人的生活方式，人的交通行为习惯，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我们所谓的规则和规范。

　　同样很多年前我们梅州(音)做局部的交通工程改造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教授在那办了几期交通行为培训班，跟社区结合。他的项目比一般的工程改造为什么好？不是因为他技术上比人家更牛，这循环道路怎么用？第二他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和培训，开始关注最底层的百姓交通行为的养成，当我面对区域生态文明的时候，除了追求技术，追求政策的接力，追求财政上的出入，还有一点其实应该追求人的文明方面的教育。只有把这样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变成一个融会贯通整体的时候，我们真正可能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

　　主持人袁牧：谢谢尹教授的精彩报告，尹教授给我们展示了现代城市关于与现代城市管理中我们应该追索最根本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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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五位权威重量级的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围绕“新视野·新规划：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做出了精彩报告。在这里我们向嘉宾们的精彩演讲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精彩的感谢。

　　今天的巅峰讲坛就进行到这里。

　　下面我们有请演讲嘉宾和在座各位嘉宾一起上台合影。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 袁牧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2016第四届清华同衡学术周”。我是同衡总规划师袁牧，是本届学术周的主持人。

　　上午我们举办了本届学术周第一场活动——“巅峰讲坛”，我们特意邀请五位业界专业人士，以“新视野·新规划”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为主线，探讨了城市规划发展规律、改革体制、绿色协调、交通优先以及城市规划的价值观等等核心问题。现在我们进行本届“学术周”，学术论坛的第二场活动，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场，叫做“群英汇”。

　　下午到场的各位嘉宾有：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总规划师 / 规划院院长 沈迟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 / 总工程师 侯卫东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吴必虎

　　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富海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副理事长  尹 稚

　　今天下午到场的还有刚刚到场同济大学的教授王伟强先生，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以及副院长王晓东、郑筱津、恽爽、胡洁、苏腾，清控人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代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及清华建筑设计研究院代表，以及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各位总工，以及各位媒体朋友、社会各界和院内外规划界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的到来。

　　接下来进行“群英汇”的版块。

　　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国内具有不同代表性的五个规划院的院长，他们来自不同领域，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希望通过五位院长精彩的演讲和高峰对话，一起谈谈新形势下“规划院该何处去”！

　　首先，有请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总规划师、规划院院长沈迟先生，做《更加包容的规划》主题报告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总规划师 / 规划院院长 沈迟

主题：更加包容的规划

沈迟：   很高兴有机会又跟清华的同仁们在一起，跟规划界的各位同仁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刚才我一直在看手机，还是离不开“微信圈”，微信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每天都离不开。我们的圈子有很多，有微信圈，其实还有其他的圈子。包括前两天我们和清华规划院的很多同事在一起，在城市规划协会培训，那也是一个圈子，我们城市规划学会也是一个圈子。另外，注册规划师全国大概有2000万人，这也是一个圈子。

我注意到现在有一个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委员会，这个会也是一个“圈子”。我们具有各级资质的城乡规划设计院，每年还会搞一个院长的会，也是一个圈子，不过我是在这个圈子之外的。

另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也承担规划专业教育，我们还有城乡规划的管理部门，我知道还有一个很活跃的圈子叫女规划师。大家都在各种圈子里头活动，圈子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首先，圈子还是有一个排他性。城乡规划强调空间，我跟一些同事在交流，我想空间和时间是一样的，它只是社会问题在时空纬度上的反映，我们脱离了社会问题，这个时空问题就不是我们的规划问题，是我们的物理学问题。爱因斯坦在一百年前通过相对论推出来说应该有一个引力波，但是一直没有测出来，直到今年春节，美国科学家宣布他们测出来了，这个时空才可以脱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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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空是物理层的问题。而我们地理学、历史学一定要研究时空当中的社会学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的规划圈，这个研究也是在这个时空上的社会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空间。当然，圈子也有好处，它使我们更加专注于某一个领域，这个圈子里面对某一类问题都感兴趣，所以大家会在一个圈子里交流。我们现在一个圈子最多可以有500人，大家在每个圈子里面交流，每天有不同的观点在交锋，不同的思想在交锋。当然，这样的圈子也会使我们忽略了一些圈子外面重要的信息，重要的思想，这也有所损失，有所得必有所失。

当然，从城市规划来讲， 80年我代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我自己认为我是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的，有人说南大的不算，清华的才算，同济的才算。但是，80年代的时候圈子是一个很开放的圈子，各行各业对城市的研究都在这个圈子里面讨论。从中国来讲，古代最早研究规划的是研究地理的，叫堪舆。它在讲怎么样去布置，怎么样去盖房子，怎么样建城市，相互间并分不开。当然，现代的规划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建筑系，是分开的，然后其它学科才慢慢地融入。

当初，80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觉得很兴奋，觉得规划把其他的学科吸纳进来我觉得很好。当时觉得我们规划院以后不仅仅进南大的，还有学环境保护和生态的，应该有学经济学的，应该有学法律的。可惜后来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学科的人进入我们这个圈子了。

但是，到90年代以后，环境保护、经济这方面的研究思想不断的融入到我们的规划圈并被应用。大概90年代末开始，大家研究生态，研究政策、交通、土地、社会学的，研究乡村发展的，研究公共管理的，研究法律的，到最近我们互联网、大数据，他们的思想对我们规划圈都是挺有影响，挺有冲击的。我们这方面应该说是已经有很多进步。但是，规划圈还是一个圈，没有说大家都能够真正的融入。

我注意到清华同衡规划院，我认为国内最包容的规划院就是我们清华同衡，几乎涉猎各个方面的领域。当然，比我想象的稍微少一点，但是我觉得与其他规划院比起来是最多的。这个确实很值得大家学习，也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清华同衡依托了我们国内最大的一个大学，而且这个大学也是综合型的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工科的大学。

对于学术来讲，有一些圈子是左右我们这些圈子的。第一，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的规划指导委员会，全委员会才27个人，有26个都是在现有的规划高校。我不客气地说，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局限性对我们这个圈子，对于城市规划未来人才的教育培养带来很大的局限性。那么，他们认为城市规划什么是必修课就什么是必修课，当然也很密集。那么，其他更多的、更丰富的营养该到哪儿去吸收呢？我觉得很遗憾。

三年前，我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调到发改委规划院，我也在招新生，我给他们出过这样的题目，比如说火电厂选址要考虑什么因素？钢铁厂选址要考虑什么？都没有教过。遗憾的是，因为规划真是一个需要非常宽领域的知识来支撑它的，连这些基础的布局知识都不教了，更别说其它知识。不要说只是你们认为的这些学科是需要的。

刚才我讲的它直接是跟我们规划布局密切相关的，发改委也知道他们要考虑重大项目，没有学过这些东西。当然，还有很多社会问题影响了我们的空间。比如我们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怎么居住，给他什么样的政策他才能怎么样的发展，我们规划学会和规划协会也是决定我们在哪个圈混的一个圈子。我们要培训，你要不培训，注册规划师这个证要吊销，下面再拿要重新考。培训一些什么知识呢？什么需要培训呢？我原来在中规院从来没有经过这样注册规划师的必修课的培训，结果上完以后，我想大家有同样的感觉。而且都信息化时代了，还采用最原始的在同一个地方上课，为什么不能在网上上课呢？当然，注册规划师考试和注册规划师再教育，考些什么，再教育些什么应该更加包容。还有城乡规划编制办法，只有熟悉了这个，才能在这个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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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规划师很多，但是现在一等奖、二等奖获奖的更多，以前也就一到五个，现在一大堆，我们的规划设计真的那么快就能看到吗？我们的规划如果真正编的那么优秀，怎么会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呢。左右规划圈的圈子对我们的规划影响和我们社会的市场需求是不是结合得好，是不是吻合很值得我们思考。

改革开放30年了，城市规划从改革开放开始就比较好的开展，取得了非常多的好的成绩，我们非常会总结自己的成绩。但是，我们的教训没有认认真真的总结？当然我在上面点了一下，比如说当年在规划珠三角某城市的时候，400平方公里400万人，做那么大的规划，当时的规划为什么得出那样的结论，为什么没有实现？包括现在某新区的规划，其发展上千亿进去了，得出来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有更加包容的规划，我们思考的领域不能还是以局部的思维，局限的思维去思考问题。这个问题往往是把整体问题放一边，但是你要放在整体里面，你要放在全要素的分析里面，你就不成立了。

因此，我想我们需要更加包容的规划。大概排了一下：建筑，不仅仅是人文地理因素，自然地理也是有关系的；生态旅游、交通，环保部在推环境整体规划，前几天参与某个城市和一个省铁路规划的评价。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究竟是哪些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讲现在在推进城市化，谁在推进城市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30年，哪些公共政策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最大？我想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央出来一个文件《关于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的决定》，有这么一个决定农民才能进城，没有这样的政策谁来弄，这样的政策给中国的空间带来一些什么？我们也不去考虑。当然，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能源政策。能源政策带来什么？比如说电动汽车。有的时候也发疑问，电动汽车真的节能吗？难道能源是冒出来的？你通过电厂发电再把这个电变到汽车的蓄电池上，再从蓄电池变成到气缸上，使用的效率难道就高吗？如果只是转移一下，把本来在城市排放的大气放到发电厂排，小城市、小城镇要发展电动汽车吗？土地制度对城市化也是很重要的，我也参加了不少关于土地制度的会议，现在的土地制度，农村的产权制度，这些制度对农民的进城影响目前比户籍制度更大。

我们需要做更加包容的规划。我觉得“多规合一”是有更加包容的规划，只有更加包容的规划，才能够更加科学。如果你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去做规划，而从另一个角度会得出矛盾的结论，说明我们思维局限，所以我们要有更加包容的规划。

当然，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求，新型城镇化规划也提出了要求，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还有环境等等“多规合一”的工作。“多规合一”是什么？我不想做广告，这只是我们在贺州做的“多规合一”的工作技术路线图。

“多规合一”是一个地方的顶层设计，它是既有规划的上位规划，但不代替现有规划。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这个不代表发改委，也不代表其他部委的观点。“多规合一”的规划，决定顶层的战略层面的事，把由地方事权决定的内容放到下面具体的规划中去，这样一个制度设计，来支撑我们的工作。当然，“多规合一”的规划需要自身有立法的支持，因为“多规合一”现在还没有立法的支持，需要有立法的支持。同时目前现有的这些规划也要做出自身的改革，从法律、编制、办法等等这方面进行一个更完善的改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包容的规划和更加包容的规划圈。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党委书记 / 总工程师 侯卫东

主题：文物保护规划二十年回顾与思考

    侯卫东：会议主题是“规划”。我这个是一个行业规划，文物行业。所以也算是给咱们这个会议另类的一个介绍。

我要讲这个题目叫做文物保护规划二十年回顾与思考。我是根据自己在这个行业工作的经历，我自己把它大致分了这么几个阶段。文物保护规划，这并不是官方的划分，我是根据自己个人的经历。

这三个阶段，一个是从1995-2002年，这一阶段我把它称为初创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文物保护本身是一个新生事物，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规划更晚一些。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最早就是文物维修，古建筑维修。大家主要是做这个，后来到了90年代末期，开始做文物保护规划。这一段一直到2002年，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2002年到2012年算是十年。第三个阶段是从2012年到现在，我大致划分了一下，供大家来看看是不是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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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初创时期？就是文物保护规划当初只是一种概念。但是国家相关部门没有出台专项编制办法。各个文物保护单位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编制文物保护规划。我觉得主要是这么几个，第一次把文物在主平面落到图纸上。另外把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个概念落到图纸上。这是初创阶段主要成绩。

比如说这是早期做的一些文物保护规划，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规划是陕西唐代睿宗桥梁，这是很大的陵墓，当初这个陵墓规划因为没有保护规划的编制办法，大家看这个规划编制不是非常的规范。比如当初分了三片，主墓算一片，陵道算一片，陪葬物算一片。最后做的规划，这个圈，这个红的是做保护范围，这个是按照现在的规划方法，这样显然不是很合理。这个规划主要是为了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要在陵两边搞一些绿化，修一些道路，搞一些规划，主要是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所有我们过去无法完全做内容的图纸，这是第一阶段主要的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第二阶段我把它称为保护规划的推广时期。因为2002年国家文物局颁布了《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办法》以及《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要求》。当时的说法就是文物保护单位都应该列入文物保护规划。这时候我因为保护规划有了办法，有了基本的模式，所以这个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逐渐走向了一个成熟。编制的单位不是很多，主要是一些文物的研究机构以及一些大专院校。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所以还是大同小异。

这也是一个汉代陵墓，汉阳陵，这个从文物遗产的分析到保护区划定，到它的总体规划做的比较符合保护规划编制的要求，做的比较到位。

因为保护对象不同，所以规划也不一样。这是简单一个寺庙，红色就是两个文物，其他周边都是村落。这是比较简单的古建筑，它的保护规划主要的内容是区划。黄色就是保护范围，对比较重要的大型古建筑区划又不完全相同，这是应县木塔，这是这么大，保护区划根据文物保护价值不同，相应的与周边环境相差比较大。

这个地块为什么划这么大，因为当时辽代城古迹有这么大范围。除此以外也包括一些古村落，也包括石窟寺，这是一个甘肃庆阳的一个石窟寺，有一个比较优美的环境。石窟寺过去都选在山水接济之地。这是一条川道，刚好也是在人行道上。过去寺庙其实就是人们休息的驿站一样。这些东西过去都是在丝绸之路的点上。石窟寺的规划有它自己的特色，除了要划圈之外对石窟寺本身做详细的研究。同样他也要画出几个圈，也要画出保护范围。看石窟寺的范围就是随地形来划出它的自然环境控制区，这也是它的一些特色。

也有很多大型的寺庙，比如说在藏区，这是青海的龙湖寺，它是一个大的片区，包括了三座大的寺庙群。它在总的川道里，这一类的大型的寺庙建筑群它的保护规划又是另外一个，分片来做，这只是其中一片。我们也有它的保护区划的划分。也包括一些遗址类的规划，遗址类和古建筑又不完全相同。比如说遗址很多实际上并不像建筑那样显性，很多遗址是经过调查的这么一个范围。我们也要按照不同对象把它划分出区划。

在第二时期也就是推广时期，文物保护规划做的可能是最多的。从2012年以后由于保护对象不断的变化，包括文物还有文化遗产理念重新的诠释，保护对象类型增加很多，所以当初编制保护规划的要求和规定就难以完全满足保护规划的要求。这些时期就出现了很多探索，对于文物保护规划到底何去何从？比如说中国大运河，大运河的规划是从2008年开始做，一直做到2013年。已经做了五年的时间，它是一个巨型的文化遗产。它既是一个文化线路，又是一个线性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个遗产的组合，这类遗产如何进行规划？如果按照国家当初颁布的《保护规划编制办法》，显然是无法满足，这种分区分片，跨八个省，几十个市的规划到底怎么做，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做这个规划的时候，我们从第一阶段的保护规划，重新为这个规划制定编制的要求。包括第一阶段的市级规划，第二阶段省级规划，以及第三阶段全国的总体规划。为这个规划重新制定了编制要求。大家看这个图上来看是一种线性，这种色彩主要表示它的不同的保护的区划的性质。红色是保护范围，绿色是一般建设控制地带，紫色是三类建设控制地带。这个是花花绿绿一片，因为运河现在南边是连着，北边基本上是断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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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和大运河又不同，丝绸之路是个一文化线路，它是一条线，它是一条路，它是一个真正的文化的区域。丝绸之路整个天山，是一个片区。当时人们有很多条线路都可以做丝绸之路这个路线。这类规划它和大运河，大运河是有河道，可以作为主干。丝绸之路路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家知道沙漠上那条路，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路。它是有很多点支撑，支撑了大型文化线路。这类规划如何编制，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点规划的一个综合，这也是规划的一种挑战。

现在又在做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比陆上丝绸之路更抽象，陆上还有一条路还能看出来，海上从这个大洋上走，船在大海上走具体的路线。所以它更趋向于文化的一种故事。它这种非物质性的特性，可能往往更多于我们所说的固化的建筑、路线，构筑这种东西。可能更多是人们在文化线路上交流所产生的故事，这些东西可能是海上丝绸之路更核心的东西。

这种规划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也还在探讨。随着文化遗产片区不断的扩大，类型越来越多。我们后来国家去编制的文物保护规划的要求在很多方面已经，对大的片区不是文物保护规划，可能是纲要或者是总体规划。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对世界文物遗产，后来又有了遗址的保护概念，国家又提出遗址公园。遗址公园规划怎么做？又是一个新的提法。国家文物局又在探讨出了“遗址公园的指导办法”，但也只能是指导办法，远远谈不到一个比较限定的要求。

现在新的形势，对文物保护过去大家觉得是小众的东西，更多的公众对它的参与都不太多，现在国家提出要惠及广大汇集的社会，利用这个土地又提出来。文物如何做利用规划，这又是一个新的命题。

关中大的地形地貌，南边是秦岭，北边是台源地带，东边是渭河。基本上分的关中地区分了秦岭、关中平原、北部山区。西安作为遗产聚集，以渭河为界分两大块，渭河以南是工建城市，有很多汉唐陵墓，都是单个文物保护单位，没有成为总的历史区域。所以现在西安已经把整个渭河北岸做了西咸新区。咸阳的北板的性质是长安地区前朝后寝的寝。城市宫殿，人类生产生活的地方，渭河以北的台源地区就是它的墓葬的大的区域，总的来说是这样一个性质。但是现在变成一个新区之后各种建设，就在上面已经开始了。

到底怎么样？会有后人来评估。总的我也参加过诸如此类一些研讨，如果我们可以设想，把渭河以北这一片台源地区，比较安静的地区作为渭河以南城市群绿色的背景，可能会是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规划我们提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初没有把北源的汉唐陵墓当做一个整体的历史区域规划，就造成了现在的相对被动。西安地区也是一样，现在整个被新的历史城市都分隔了。这也是目前文物保护规划在这种大的范围、大的尺度上面遇到的问题。文物保护规划新的类型，比如说大明宫遗址公园，也带动了周边整个社区的发展。这是近期遇到新的问题。

这里我们也有一些想法，在现阶段文化遗产有哪些背景？最近可能大家知道有一些文物保护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既有习总批示，也有李总理批示，也有中央专门关于文物保护的一些新的概念。其中文化复兴这个理念对文物保护行业来说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我们目前文物保护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也就是有了我们过去十二个五年规划，现在“十三五”期间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创新、绿色、共享”等等。这些理念实际上放到文物上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核心，非常贴切。文物本身就是绿色的，文物本身就需要共享。这也是对我们行业来说提出的问题。

另外就是“多规合一”，“多规合一”实际上对我们文物来说也是提出一个新的挑战。在文物行业我们如何加入“多规合一”，没有写文物，写的大文化。

对这些问题怎么想呢？我简单的想了几个问题：

第一、规划的法理依据。文物保护规划到底从法律依据上有哪些？文物保护的最高法是《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下面有实施条例，具体的技术方面有《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准则》，规划行业有《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办法》。这是它的基本的办法，从这几个行业来说首先第一个《文物法》，《文物法》里面提到文物保护单位需要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应该纳入各级城市城乡总体规划。只是提到这一点，文物保护规划里边没有，就是这个文物大法里面没有提到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划。但是提到了名城名镇名村历史区域的规划，这是很明确的。在法里边提出对名城要做规划，但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要划定保护范围。文物保护法则也没有专门说它只是对如何划定做了一些解释，文物保护规划从哪出来？目前我们两个依据，一个就是古迹遗址准则，里边提到文物保护程序，里边把编制文物保护规划作为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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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文物保护规划是什么规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是事业规划还是建设规划？这几年我们做的规划既是一个行业规划，又是建设规划，这两点不是非得分的很清楚。实际上应该把它稍微加以分解。

我们说谁在做规划？文物保护编制单位像我们清华同衡伙伴一样也做了很多文物保护规划。但是国家文物局前几年做文物保护规划资质，有资质才能做规划。有资质的规划有设计院、规划院、古建所、考古所等等等等，他们的一些人员也以建筑和规划专业为主。右边这块他们要这么多的事情。总结起来又要保护规划，又是全方位的工作，需要历史学家广博智慧，工程师科学素养，管理者的经验，规划师的逻辑思维，最后还要经济学家的头脑。

从这几个方面我一个一个分析，我觉得文物保护规划在现阶段靠一般的编制单位并不足以做这个事。从对价值的分析、现状研究、区划管理规定以及维修的方法和设定，以及运营保护对象都提出了要求，实际上这些东西我觉得咱们一般做规划的人，基本上很难具备这样全方位的知识。时间关系，不展开说了。

另外一个规划是谁发布的？现在这个规划是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组织编制，由省级政府颁布，颁布前由国家文物局提出意见。我们就可以看出颁布、编制和公布这件实际存在矛盾。

给建设的性质主要是被城市的限制与制约，控制风险，过渡景观、预留机会，为城市规划决策提供依据。文物保护规划的事业性质要预测文物古迹的总体趋势，保护的实施提供原则，为环境的整治提供思路，为展示和利用提供机遇。

总的来说规划之如何分类？可以作为单项规划，纳入城市总规里去。然后留下来作为自己行业发展的目的。因为规模不同，类型不同，以及规划目的不同，也要仔细去划分它的不同的阶段，同时制定不同的规划的这种要求和边界，从而让规划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现在我们统称为文物保护规划，但是文物保护包括的类型太多，在很多方面很难去限定。

我们如何要适应新时期的任务？我个人建议就是把它分解为两类，一类编制《文物保护专项规划》。这类专项规划到地方的《城乡发展总体规划》主要是两方面内容，第一是画两圈，第二是颁布管理条例，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多规合一”。另一方面把这个规划批下来编制成《文物保护总体规划》，作为行业发展的规划。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  主任  吴必虎

主题：规划中国 从硬规划到软规划的蝶变

首先，非常感谢清华同衡的邀请，大家都知道我比较“有名”，“有名”的原因是老说规划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那是线上，今天是线下。我规划的题目是比较柔和的，从硬规划到软规划，也就是说话的时候要硬，但是作报告的时候要软。所以，硬规划和软规划主要是这个意思。

基于事实的我很快过，因为大家都是圈子里面的人，我是圈子外的外行，据说外行比较吃香，雅各布斯100周年，据说是外行人，但是引起了美国城市规划革命。内部很少引起革命，有房有地有老婆怎么革命呢？革命往往来自于没有土地，没有权利，老婆不谈了。

也就是说，市场到空间到法律到教育整个规划，或者以建筑学为核心的城市规划这个圈子里最近有一些很大的变化。那么，首先来说从市场来看，甲方过去要求我们“快、快、快，建、建、建，拆、拆、拆”这样的一套东西，那么多强拆，那么多城市扩张，住建部、国土资源部，很多部委的领导都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作为规划师，特别是在座后面一排的，或者是那边的可能都是干活的，很辛苦的，属于屌丝级苦逼的那批人，都会比较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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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非常快，沿海地区更快，城镇的数量在迅速的增加，用地扩张的非常快。很多城市从1952年到2011年建成区的倍数都是几十倍，40多倍这样的发展。这种快速的发展表现出中国的开发区、城市新区也特别多，城市内外，大江南北能建新城的地方全在建。但是，根据林坚教授的研究60%的开发区是失败的，也就是建设用地，为什么用地的效率特别低，有很多种原因。

那么，这么快的发展，从混凝土，从钢材的使用量，中国的混凝土三年就是美国100年的使用量，中国的建设的多猛。后来河北人一看，这么快，全世界钢一半在中国，中国的钢一半在河北，河北的钢一半是在唐山还是哪，反正就是雾霾的原因。这些说明中国的城市建设的特别快，因此特别需要建筑师，所以建筑师出身的城市规划专家特别忙，所以天天熬夜画图，今天早上开始大家发现我原来城市规划不仅仅要画图，而且图越少，逼格越高，大家可能现在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了。也就是在清华最牛逼的学生是读建筑系的，建筑系最好的都是前20年画图，后20年做规划，现在已经不做规划，搞投资去了。所以清华建筑系最好的学生都是投资专家。所以，这是大的变化。

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因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了，从2013年开始，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去年超过50.5%的第三产业。后建筑化时期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原来学建筑的城市规划的人他感到氛围变了，就是建设用地的扩张时代结束。这个从十八大的文件里面就讲了，建设用地要严格的控制，当然一味的控制也不是办法，因为政府计划的问题太多，或者是市场。

一些大的变化之后，城镇规划发展怎么样？不亢奋了，前两天京津冀说五年以内不增加建筑用地，这个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应该增加供给土地，才能够平衡。产业规模变大怎么办？把城市权力下放了产业功能就不会那么大了。所以，城市规划整个面临的变化就是由增量变成存量，也就是规划的民主化，中央权力和地方政府的均衡。甲方变了，甲方要求我们一个晚上画五个平方公里的图，现在不要画了，所以占地怎么办？就是大家知道中国体制内的规划院，也就是像国企，像清华大学，虽然规划师很牛，但是前段时间说这个规划院不是我们这些教授的，是教育部的，所以是国有的。那么，国有的规划院全国每个地级市基本上都有，最后都没活干了，然后怎么办？他们把最后的眼光盯向乡村，为什么说最后的眼光呢？不光是甲方和地方的猪八戒工程，还是什么，所有的规划院都感到寒潮来了，但是大多数规划人士比较苦。

因为那么多规划院都是体制内的，由于很多原因城市内部的原因，活少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转向乡村，而且大家胡说八道的讲要五年以内把所有的乡村要规划一遍，然后说不能，要慢一点，不能那么猛。我知道大家没活干，但是不能那么猛。就是说，260万的行政村，五年要规划一遍，全国那么大，怎么能有一套标准呢？而且现在的人才储备，大家知道现在能够到乡下做规划的都不是农民，或者农民很少，你想研究城市规划的人怎么能做乡村规划呢？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

住建部说中国乡村缺少规划，没有规划之前，中国的乡村很美，叫做非政府规划，实际上有规划，但是不是政府做规划。那么，之后变成什么样的？这个像墓碑一样的是云南佤族的自治县，中国人口最集中的一个佤族自治县，唯一的一个佤族自治县，非常漂亮的一个民族村，被几个月建成那样一个标准化的很丑陋的新农村。所以，新农村建设是一种很大的破坏，是一种劫难。50%的人进入城市，五年以后可能还有60%的进入城市，60%的人进城又是雾霾，又是噪音，在家里被家长管，在路上被警察管，所以每个人都有病，要到哪儿看病？到乡村。不要老是病，否则没有地方看病。所以，城乡规划前几年城市规划就变成城乡规划了。因为乡村用法律要政府去干预，因为现在规划院大部分是政府的。这么一来政府直接介入乡村规划，土地是农村收入的。所以，土地是集体所有，政府的权力进入到我家里又有什么规划呢？《宪法》和《物权法》才是土地是国家所有，所以，这是一个法理上来分析。所以，前两天中央政治局22次集体学习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提出给乡村发展的权力，加大惠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要反哺农业，户籍给农民户口。最近北京要疏解人口，所以一系列政策，建筑城市的城镇化特别有用，非建区域很多，所以乡村规划远非乡村建设规划。因此，住建部要一竿子插到底，把乡村规划统统搞一遍是不行的，分成旅游、土地、文物、农业等等很多很多，这是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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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项目，过去的规划遗产院做文物规划，旅游规划院做旅游规划，水利部做水利规划，单一规划特别多。而且中国的土地利用又是那么低，每一块地只有一种用途，利用率特别低。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老是说18亿亩红线，因为18亿亩红线实际上真正要建房子的提高的效率不一样。根据很多人讲的，这种规划每一种法律规划都是有关部门在立法定之前制定的部门立法，所以这样为自己划了一亩三分地，这个院子谁也不能进。这样一来比如刚才侯院长讲的文物规划，考古的人好像Hold不住，因为有资质我们进不去，但是问题是这个，所以必须开放。现在那么多规划院，交通规划院，城乡规划院、铁路规划院，煤炭规划院，那么多规划院一人一个规范，一人一个法律，所以要打破。这个时候单一规划是指不能进人的空间，比如说传染病院要隔离，除此之外大家都可以互相进，这个时候就是要混搭。根据过去的土地利用分类，本来是用于土地的。本来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拆，你把它变成铁路很好，两种用地可以兼容的，各种车站，铁道部是独立的王国，谁也进不去，连清华都管不了他们。所有的高铁站，要特别保密，这里时间关系不展开多讲。

比如说安徽的南站，搞地上地下两个广场，必须大家拉着行李箱走过去。天津车站也是这样，铁路部门，或者某个部门地方政府去到系统，规划设计市场开放，全铁路有的是系统内部的，有的抓了系统也没有改变，因为这个利益集团没有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的混合规划很难做，实际上连大一女生都会做番茄鸡蛋汤，但是我们现在中国的番茄鸡蛋汤这么做的，左边右边是功能区，中间是分隔线。这个规划很难做得好。

所以，混合规划叫了很多年了，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很难推进。为什么呢？因为从法规角度来讲，就引起了部门割据，部门割据是有法定依据的，所以要做混合规划就必须违法，大家说人类历史每一次进步都是以违法为代价的。如果没有陈独秀和李大钊和张国焘的违法怎么会把共产党给搞起来，所以违法是一个宝贵的一种冒险精神和社会进步的一种代价。

为什么中国的城市规划那么难搞，什么问题都砸到做规划的人头上。根据学科形成法，有现代公共资源的开发利用，公共资源的配置，这个是有行政许可。大家知道雅典宪章讲了城市、生产、交通、游憩等四个功能，每个部门都有法律保护，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块自留地，长期以来各种法阻碍我们混合规划的一个推进。

那么，土地管理法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土地一定要按照类型，划成各种类，比如农用地和建筑用地和非利用地三种，这三种不能够混合。建设用地又分成商用地、居住用地。比如这栋楼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只能商用，或者对面是居住的。那么居住的谁在这里面开个公司是违法的。所以，就不会产生像乔布斯、比尔盖茨那样在车库里面违法的那种公司。

另外，农民一户一宅，再加上把所有的旧村，美丽的乡村全拆掉了，实际上那么美丽的乡村，中国老说容积率不能低于多少，建设用地一定要严控。实际上不要控，为什么？市场来调节。因为根据中国那么大的国土面积，每个人五六十个平方米的居住用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都住到上海是不可能的。像王伟强老师那么有钱，也是住的一个蜗居。大家空间规划的乡村，那些老宅子就可以被城市里人买。把它装修装修变成第二住宅。另外，人有能力大小，有贫富差距，所以历史上那么好的西递、宏村都是过去的富人盖的房子。

土地管理法开始批评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有两个问题在我看来。第一，不可以移动文物，中国的文物大部分的土木结构，现有文物保护结构有明清时代，有宋明时代，中国的文物有风水必须在当地建才有意义，换一个地方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不是在当地地方重建，就不是中国最早的寺庙。六和塔在西南江口就不能镇波涛，一定要原地重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能用于商业经营，这句话是错的。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经营，我有很多案例，比如说就是不断的重建。我们《岳阳楼记》就是这样讲的，藤子京犯错误被中纪委下放到湖南岳阳当市委书记，GDP上去之后，他就原始重建，他违反了我们《文物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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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修旧如旧，武汉的黄鹤楼，唐宋元明清五次修，形状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地方是一样的。中国重要的文物是地方精神，地方建地方改，可以重建。为什么不能商业经营？一个文物能不能被保护，与国有还是私营还是集体所有还是私人所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右边的是土耳其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在当时古罗马时代的柱子放在里面，还有温泉可以进去洗澡。只是旧法不改，寸步难行，利益不破，有法难行。

就是要真正做到混合规划，提高特别利用效率，必须打破土地的部门所有制。所以，“十三五”规划里面专门讲了一条要加强出台发展规划，就是“多规合一”，“多规合一”没有法律保障很难做到，但是要真正“多规合一”很难。因为本来是我这块地你来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学科。那么，前面讲的法律，或者利益，或者部门割据，每个小院，像北大和清华的两个校园要带头把围墙拆了，特别是北大西墙，圆明园那道墙，把绿透出来。清华我不敢说，因为我不是清华的校友。学科城市规划也好，或者整个给华“多规合一”以后，三年混凝土的用量超过美国一百年的用量情况下，建筑学出身的人肯定忙的不得了。但是，现在城乡规划以后，就变成新的一种情况，过去城乡规划的学科前30名的建筑学占80%以上。所有红色都是建筑学在做城市规划，北大一直没有改还叫城市与环境学院，现在发生一个变化，不能说建筑学院学生太多了。建筑学校出身的城市规划和地理学院出身的城市规划，分到上海我的学生本科是学建筑的，建筑学院的毕业生在上海更容易找到老婆，因为他们有户口。所以，我的几个北大毕业的女生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老公，因为没有户口，小孩子很难落户。

那么，再一个从英国来看，建筑学出身的城市规划二战以后逐步走向地理学主导。那么，在北美城市规划后来来了一个社会学家的“搅局”，所以这个女士一直被人家称为外行，但是外行引起很大的变化。那么，中国的地理学会发生这个变化吗？前两年我跟同济老师一起商量城市规划发展未来的时候，我当时信心满满的说再过五十年地理学占主导席，后来发现中国的地理学家永远主导不了中国的城市规划。中国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自然经济学为主，人文艺术专家很难评上院士。这样一来中国的地理学家，社会地理没有完成。欧美的为什么能够主导城市发展？所以特别住建部的领导讲，城市规划应该逐步走向公共政策的研究，而不是工科。所以，今天早上哪位专家说，城市规划应该是工程学和理科的一级学科，这样城市规划本身是一个独立研究，但是未来一定是建筑学的进入，地理学的进入，管理学的进入，社会学的进入，这四大主流学科。规划院怎么办？就是整合学科，同时混合规划的组织者。今天早上尹稚老师跟我说明年第五届清华同衡论坛就不一个组一个组搞专题学术周，而是按照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西部的干旱城市搞一个，东部的特别有公立医院的城市来一个，然后这个城市需要什么医生？牙科、妇产科、男科等一起会诊这样来规划，规划院怎么办？这样就是学科融合，混合规划整合。

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富海

主题：规划的存在感

王富海：同衡能每年搞这么一个学术周，就像我们在“过年”一样，大家为过这个年做了很多准备，很辛苦，但是过年也是件很快乐的事。我很高兴，去年没有来，今年终于有机会一起来“过年”。

主题上，我用的词叫“存在感”，没有用“存在价值”。价值是可以度量的，度量肯定需要精确，需要很严肃的去做这个事情。跟今天上午尹老师所说一样，我也是做了30年的规划，非常的严肃。30年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规划根本就不是一件严肃的事。也就是不能太较真，为什么？曾经做深圳规划，我们非常认真、严肃，也得到了一个称号叫“做按照规划建设起来的深圳”。但是实际上当统计数据出来，就发现深圳总的建筑面积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于违法建设，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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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这个城市，它现在是创新的，也是包容的，更是多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深圳呢？我就在想如果当时真正按照我们规划所打造的有秩序的深圳来的话，深圳绝对没有今天。如果做一个对照的话，比如像珠海，但这绝对不确切，因为珠海本身也是很有活力。但另一方面他确实在经济和各个方面应该说更单元化一点。自发这一块给深圳提供了刚才讲到的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我们反思一下。其实上午尹稚老师讲到规划价值观，我们规划的价值观确确实实是美学，是功能，是比例的。自发生长的城市、自发生长的社区它可以说给相当多的人提供居住的这个地方，恰恰反映了这种实力。

回到规划本身两个特点，一个测不准，第二是变动性。我们规划的前提是要预测，预测人口再预测土地的需求。20年你去预测的话能准的了吗？说实话谁要是告诉我哪个城市20年前的预测对了，我说绝对蒙的，不仅是绝对，这是偶然的，不准才是必然的。首先就是数据基础，预测方法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还有社会的变迁，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变革，观念的演化以及建设模式等等一直在变化。在一个社会如此巨变的时候，以现在的状况预测20年以后不是瞎蒙是什么。还有我们在建设当中也有很多的变革，比如规划的标准，原来有千人指标，现在千人指标很多都废掉了。包括我们现在千人指标用的最多像教育、医疗等等这些东西恐怕也变成变革的对象。我们也知道你有多少的住户需要配一个中学、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但是你知道现在有择校这么回事啊？房地产建起来都卖出去了，但是可能有几百户人家只有10%的灯是亮的。学校建了，有多少孩子在那呢？等等问题。还有家庭结构又发生了突变，“二孩政策”又来了。很多时候我们规划师给每个城市按照规模来提供一系列的依据，说在我这个地区人均100是不够的，其实人均用地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客观性。

深圳的罗湖50平方米，这个城市很差吗？用150平方米，这个城市又很好吗？恐怕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投资的规模，各种设施的配套以及生活方式等等这些需求在当前阶段也许有它的必然性，不是你人为可以选择的。再有像规划不断的修改，甚至像建筑，我们规划和建筑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在设计一个变动的系统，你必须跟着它变。建筑，好歹设计好了，建好了。但是再看看，用30年来看建筑实用功能的变更发生的还少吗？所以，某种程度上如果用精确做规划，我相信这是痴心妄想。甚至我觉得早些有一个系统动力学可以模拟城市，现在有智慧城市可以把城市的生活弄的很精确。早晨的尹稚老师讲到了人居环境的科学希望的是对大的复杂系统，最后有一个大的融会贯通。我非常希望有这一天，但是我相信我看不到，在座各位恐怕也看不到。

所以，规划本身很多结果对了是偶合的，不对也没关系，因为后边的使用会对它进行调整，规划会对它进行弥补。某种程度上规划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比如像吴必虎老师两年来很多时候与大家在微博上争论规划资质的问题——规划有资质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规划没资质，也会造成另外的一些问题。所以既然你提出一个办法，并不是更好的办法。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去变动它，我相信这是要付出很多社会的成本。怎么办？它就会去变。所以这就是一个相互的调解。 我用的是“存在感”，是几个方面的感觉。

第一，规划存在的时代感。

20世纪50年代建国以后是建设，而且规划做的很快。规划主要是配合国家的建设重点，56个大项目，若干个重点城市，还有一些老城市的基本的环境改造等等。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规划的存在感叫做配合。60到70年代不说了，停止。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隐身，规划并没有完全停止，但是是隐性的。1978年是一个春天，但是在我看来是很低端，是有和无的问题，当然它解决了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通过特区、开发区，规划有很大的突破。这个阶段我们今天规划的体制在今天突破了，这个存在感自身是塑身的过程。90年代规划是黄金期，整个铺开了，规划实用价值比较高，规划从思想到具体做法上面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规划的基本原理，叫做内敛。规划从90年代开始走到台面上面。到21世纪出，城市规划可以说进入一个“爆发”时期，吴必虎老师的一些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这个概念，在这个阶段规划的作用被抬的很高，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土地财政问题。甚至这几年不是土地财政的问题，通过土地开发再去卖地收钱，地方政府觉得这么玩太慢太傻。干脆用土地通过政府的融资平台，直接去变现。规划在这里边起了很重要作用，整个行业可以说也是爆发各种各样的都进入到规划的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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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规划已经走向了多元的概念，只不过多元过程并不是一个很有秩序的，而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冲击。这时候可以说规划的思想和规划的做法都大大的走样，完全背离了原本很多的东西。包括南沙有这么大的地，有那么多的想法，规划做了大的格局。不像早开发区从三五平方公里起步，小格局做成一定的人气和综合性以后，再开始往外扩张。那时候小心反而造成很好的效果，南沙一开始做大格局，从规划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阶段规划的存在感，我觉得更像是工具。别以为我们的社会关注度高了，好像地位提升了，而且我们兜里的银子好挣了。实际上我们恰好是背离了规划应有的价值。到21世纪10年代，可以说进入到物极必反的状态。同时我们规划的规划，我们有那么多专项规划，为什么叫城市总体规划？总体是干什么。不就是综合和协调的吗。现在本来是一个专项内容，现在你要弄一个法定的专项规划，谁来协调谁呢？

城市的问题就是单向的问题。很难导至最佳。这时候综合协调，这就是我们规划固有的能力。现在我们本身已经被“肢解”了，综合性地位也被打压，所以出现了很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是决定规划的生存和到底能不能很好的蜕变。所以，37年之后的城市工作会议是不是又一次春天，便不得而知了。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时代存在感不断的增强。随着中国在人类历史上难以见到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作造成运动的话，我们规划的英雄情结不断的被放大。这个过程当中整体都是被动，在膨胀当中我们走完了一个时期。

第二方面，规划存在的角色感。

从规划理论状态研究，四大类：政府、企业、公众、规划专业人员。这四个角色就是决定了规划如何去形成一个好的关系。政府和我们的专业形成了一个直接对应的关系，我们直接服务于政府，但是间接上边企业和政府，企业和我们的专业现在构成了一个主体的关系。

但是，社会的变革一定会走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公众的力量，大众的需求，城市发展当中的社会的要求开始起来了。它对政府产生需求，对专业提出要求，这时候政府和专业以及公众感到其实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现在的政府依然很强。我们本来认为新型城镇化，新常态政府要弱一点，非也。现在公众会不会很强，我现在只看到一些苗头，没有看到更新的东西。企业怎么样？企业作为重要的力量的话，开发企业是一种形态。以后这三样都会对我们的专业起作用，当前阶段一定是混合的时期。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以前揣摩领导太多，接下来叫做我们要走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这应该是我们专业的。从专业情怀这块我们也应该对城市负责。

所以规划存在角色感觉，我个人觉得未来对上我们要更加的做好总体的规划，对下这块我们要把自己拆解掉，深入各个角色当中能够了解他们，参与他们，帮助他们。

    第三，规划存在的方式感。

这里我罗列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技术载体这块，法定规划是现在大家都关注的事情。而且从规划管理部门我就是做好法定规划，依据法定规划做好两证一书，现在的体制里面管规划管理部门只对他自己的行政行为负责，它不对城市负责。规划编制人员莫名其妙有一个很大的人文情怀。我们对城市有很强的责任心，我们规划内部，规划管理者。还有非法定规划，非规划的内容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从技术方法方面，过去我们名词横飞，上面提各种各样的词，经常拿着大旗去做战略规划，战略规划的结果会怎么样？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规划那里该守的道都弄掉了。

现在大数据对于现在城市当中的行为的精准的描述，对于未来趋势的判断难道真的能给我们一个规划的，所谓更加科学化的一个结论吗？我个人真的不是这么看的。因为你只是主观上作为规划师你有更好方法去了解城市的行为。但是城市的建设、管理、运营这些行为有太多的非科学类的因素，太多文化的因素、人文因素，非理性的因素。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个人觉得确实规划要抓好我们的真技术，海绵、智慧、生态、安全等等。同衡路子这么走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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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有关场所这块也是一样，规划能不能参与到区域规划当中。我发现我们城市规划的方法，过去区域规划这些方法对于行政区域经济来讲，你在多个行政区当中来做区域规划的话，往往所有的目标性的规划、非规范性规划都是不适用，有用就是行动性规划。抓住大家共同关注，少做做精，推动它的行动才有效。城市规划对于乡村说白了，我个人对乡村规划没敢说过任何的话，因为我确实第一，我尊重乡村它的生成规律。我了解法律上边乡村有自治权，第三对于乡村问题我根本不了解，所以我不敢说乡村。而且我认为城市规划的手法也不应该用到乡村，我们要把城和镇能够守好就可以了，其他不说了。

再说主要成果，一个是叫做做好规划，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会去制定规则。因为按照我们现有的规划是全覆盖、全过程的一个控制性的规划。我们对城市建设的所有行为都要进行，能管好吗？用一种价值观，一波人能够管好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吗？不可能。所以我一直在研究所谓的市场在配置资源当中的决定性作用，落到我们规划上面该怎么做呢？最后的是“二八原理“。也就是城市当中有20%的面积或者部分是需要你去认真对待好好的去做，因为它控制全市框架和主要的风貌，剩下80%我们就制定规则，让市场更多去说话。这样的规划才真正做到两个深圳是一个协调统一的，这才会给我们带来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城市。

关于规划院。现在是叫专业院，专业院的发展原来大家还会有一些担心，但看起来我们政府慢慢的退出是一个很缓慢过程。所以专业院不用害怕，有很多活继续在干。综合院也会有很大的发展，有的综合是以规划院为主，整合其他的资源，有的是其他方面来整合我们。再有就是附属院，现在很多公司，各种各样都会成立院或者是收购院，还有一个叫做兼营院。我们院既搞规划设计，又搞城市运营。我个人觉得未来不用担心。社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规划涉及到政治、经济、涉及到传统背景情况下，我们不用太担心。

最后，存在客观环境叫做我们城市化加速期和城市病的高发期。

另外，规划存在主观背景一个是主体多元化，第二是混乱博弈，需要我们长时期存在一个秩序重建期。还有规划存在的角色转变，一个我们确确实实规划在推动着技术进步，一个叫做我们规划一定也要放低身段。为什么要放低身段？和我们过去的英雄情结相对应，我们要真正扎进去，真正了解城市，真正适应城市，特别是我们以前总是要去创造一个城市，但是这个方法是错的。主流的应该是如何推动城市从现在往来更加健康的方向去走，你不是从生理角度描述一个病人，你理想的健康身体是什么样。你的病你需要如何去治，这才是我们规划价值的重塑。再规划存在的方式转变，一个我们一定要主动的推进，同时也要被动的适应。属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行业会竞争，会下跌，但是所有的下跌的时候都是一个蜕变的过程。规划行业不会消失，也不会走入苦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它会有一个蜕变的过程。所以，对于规划院来讲也许这时候我们是一个生存优先，活着才是一个存在的价值。

再有，规划存在的价值取向，我们规划所告诉我们这套方法，我们的思维方式其实是最价值的。有了这个方面，即便规划院不存在了，我相信专业人员还是有机会在社会所需要你的地方，发挥规划的强项，发挥规划的作用。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 袁昕

主题：面向未来 规划行业的供给侧变革

    袁昕： 下午的论坛因为主要是站在规划院的视角去谈规划的事，所以，我想还是把它回到我们作为研究院，作为一个规划院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参与者角度看看我们所面临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或者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
    其实这些话题，无论是上午的各位领导，还是下午刚才各位嘉宾讲到的多多少少已经有所涉及。
    气候变化，这是这些年大家一直提的一个词，但是今天我讲的气候变化并不是国际政治上所探讨的巴黎气候会议等等所说的气候变化，而是我们这个行业里头大家所谈到的。
    冬天，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进入到一个转型期。政府的投入开始有所减少，房地产行业也进入到一个下行的空间里头。所以，大家在近几年普遍的感觉到规划市场，或者说规划设计市场开始萎缩，竞争加剧。于是，我们这些年来以往不会碰到的很多事情可能这些年都会碰到，一个是招投标，可能有的设计单位会以一半的价格去抢这样的一个业务。政府不做了，低价竞标这样的项目可能真的被一半的价格在实施。
    建筑设计市场其实也如此，以往可能是一个几十块钱一平米的价，现在可能十几块钱，甚至可能不到十块钱就有设计机构来承接了。那么，带来的效果可想而知。所以，到时候造成的是物价不停在涨，但规划行业员工的收入还是在下降。各个企业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人员流失的情况，很多人开始觉得设计咨询行业是不是已经真的进入了冬天了。
    纵观各国城市化的进程，有研究表明，当城市化发展水平达到它的饱和值的时候，城市化的速度达到它的一个发展的极限，并且以此为分界点，在这之前城市化的速度不断的上升，加速，在这之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会逐渐的下降。
    那么，中国在2011年我们内地地区城市化率达到50%。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半城市化的状态。但是，中国城市化的饱和率应该说也不是100%。所以，如果以75%，80%这样的一个假设城市化率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极限，那么，大体上在2011年前后应该说中国也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城市化发展速度的阶段。
    所以，可以说，我们所面临的冬天并不是没有预警，这确确实实是一次行业里的气候变化。
    在这张图上有一条红线，大家猜猜这条红线是什么？就是我们清华同衡自2000年以来变成一个企业化去运作的时候这些年我们的产值，或者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这样的一条曲线。我以2011年这个点对照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轴并没有精确的吻合，但是看到一个现象，我们这个企业的存在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还是有高度的吻合。所以，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接下来我们这条曲线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是根据城市化速度的曲线往下走，还是我们努力争取跟着城镇化发展水平这条曲线有一个持续的发展。这可能是我们作为院长，作为规划同行大家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实际上这几年虽然从表面上看有点下降，但是因为我们在最近这几年有一些部门已经孵化成了一个独立的企业，从统计的口径上来讲，这些部门新的对接、增长并没有统计在我们这样一个新的业务里头。
    所以，从这样的发展趋势来看，你能够了解到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将会逐渐趋缓，无论政府投资力度，还是开发的强度，还是开发的速度，将来会持续放缓，这就是一个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回答刚才那个话题，大家还会认为我们面临的只是一个行业的冬天吗？大家会觉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从我的个人感觉来讲，它就是我们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的新的常态。那么，纵观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发达国家，看看在那些国家我们的同行，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行业的愿景。
    当然，我所说的这个冬天可能对于某些企业来讲会更困难一点，特别是以刚才说的价格或者更低的价格去抢占市场的这样一些企业，对他们可能会更为严酷一些。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精力去储蓄，没有更长的时间来去适应我们新的常态。我们把它称之为“累死自己，饿死同行”，这样实际上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但是，现在好像在我们的内部，相对规划圈似乎还好一些，建筑行业或者是旅游规划的市场，还是某些的规划市场可能这种竞争变得已经不那么健康了。
    所以，站在行业比较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只是一个画图的公司，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个行业是不可能再欣欣向荣的。所以，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规划行业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才得到一点长足的发展，规划行业我们现在还不能站在产业结构调整这样一个大思路上来说规划行业是产能过剩。
    前些天我们跟山西省住建厅李厅长交流的时候还听到，当地有很多地市连一个注册规划师还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城乡建设发展其实还是非常需要规划行业做更多的支撑。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问题，就是行业还没有真正的有更长远的发展的时候怎么去摆脱冬天，而且雪上加霜的是传统的规划行业，或者传统的规划设计机构还将面临着互联网时代这种破坏性所能够带来的颠覆。现在对未来的出租车系统有强烈的冲突，未来的出租车系统在政府的庇护下可能时间并不会太长，如果真的把它放在一个市场角度，可能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那么，在刚才我提到的低价竞标的项目，我想技术含量大家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项目的传播质量，这种团队的技术配置或许很快就会被像Alpha  Go这样的人工智能所替代。因此，在这个时候规划行业，或者说规划院到了思考供给侧变革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去做，而是我们必须要去做，今年我们清华同衡把学术周定义为“新视野·新规划”，也正是有了这方面思考来迎合这种变革的需要。
    规划院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春天呢？我觉得完全不是，相对其他行业的设计机构来讲，审视一下我们在中国城乡建设发展轰轰烈烈这样30年的过程当中，应该说规划团队受到了一个很好的锤炼。无论是我们在对空间的这样一些技术的分析能力，还是我们对社会经济等等其他方面的广泛的关注，其实这都是我们非常具有优势的。只是这种优势就像刚才沈院长所谈的，可能我们更多在圈子内部来去探讨和思考的问题。我们这些优势实际上并不被其他的这些人所崇拜。
    几年前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找我合作，当时他们在一个城市做发展战略，我想律师事务所不是打官司吗？为什么能给城市做发展战略呢？接触起来一聊很简单，这家律师事务所在这之前刚刚做过一个比较大的资产并购的案子。那么，在资产并购的时候他要对这个产业要摸的非常清晰。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的处理把全球这个产业梳理了一遍。而这个城市刚好想把这个产业当做它的一个支柱产业来去发展。所以，它也想通过这家律师事务所能够去了解这个产业，并且通过律师事务所在这个过程当中跟这个产业里头的企业建立起一些资源对接，进而把这些企业寻找到合适的引入到这个城市里头来。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使得律师事务所可以华丽的转身来去做我们的城市发展战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从我们来讲，原来只是基于画图的，或者基于空间的这样一个规划，必须要把它放得更宏观、更长远一些。一定要把它放到城乡发展这样一个产业链条里头来去看自己的价值。这里头就可以体现出我们规划行业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附加值。
    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设计机构开始加入到EPC的行业里头，当然各有各的选择。那么，跟金融的捆绑等等，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融入到产业链中的某种方式。当然，如何能够保证规划设计行业第三方的公平、公正，而不是与金融的这些利益所捆绑，也是我们站在规划行业所考虑的问题。所以，从规划角度来讲，加入EPC没有问题，但是规划用什么方式融入到产业链里头，在空间链、供需链、企业链、价值链之间寻找到自己合适位置的问题，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事情。
    另一点，城镇化率达到50%的时候也是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时候，进而可能达到激化甚至失衡的状态。那么，集中表现在这种公平和效率的失衡，即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活动和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这样的社会矛盾开始出现，甚至包括一些大型的政府项目，PX等等这样的项目，到底是以经济优先，还是说环境优先，还是说与其他的市民诉求相关联的时候开始出现。
    所以，以往我们更多的关注于城乡建设，而如今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视角去关注城乡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回到根源上是关注人的问题。那么，上午石楠秘书长也说到刚刚从美国回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当中重要的一个成员去参与联合国人居议程的讨论工作，由此我们也看到城市规划其实不仅仅只是一张空间蓝图的问题。石秘书长所说的这张图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蓝图，可能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路线图。这里头从联合国来讲，它的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里头，有很多是原来我们在城市规划里头忽略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的时间的时候，可能恰恰是我们可以发挥我们作用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时机。那么，以人为核心，在这里头应该有一个更突出的体现。
    前两年日本建筑师坂茂获得普利斯特奖，给难民做廉价住宅，廉价设计的这样一个建筑师能够拿到这样一个奖项，但是在我们这儿你要说做了一个集贸市场，可能没有人去关注。所以，显然这个价值观需要去调整，这给我们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机会。
    另外一个新的视野，我们不仅仅要关注现在，也要更关注未来，规划其实一直在关注未来，但是我们关注的未来可能还远远不够长远。人类在3000年前发现煤，2000年前开始发现石油。真正人类社会进入到比较快速的成长和发展时期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活的空间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记得小时候看了一本书，我记不清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凡尔纳《从地球到月球》，那是他在1865年的时候写的一部科幻小说，当时刚刚有发电机，电视、汽车都没有，但是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人类登月的前景。与此同时，我看了另外一本书，一本科普读物就是美国《阿拉伯计划》，详细的介绍美国宇航局如何去实现航空11号登月的整个系统。那是在凡尔纳写的《从地球到月球》之后的100年，人类真的实现了登月。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身边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发明和技术创新。这些创新在之前的发明和创新在今天，我们已经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现在身边还不断的涌现了各种各样的“黑科技”，这些“黑科技”将来会影响我们的城市，影响我们的生活吗？如果我们不去关注这些，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事情还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可能每周都会有一天，半天能够与家人一起吃顿饭，甚至有些设计师已经开始去探讨我们的这个住宅已经取消厨房，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时间在家里做饭。大家把住宅变成了一个很小的操作空间。接下来这些新技术会不会改变我们的交流方式，让我们重新回归家庭，自动化的交通工具会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等等。
    我觉得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我们自己可能都还没有足够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去消化，去吸收。当然，这些我们没有，那么，供给和需求之间到底应该做什么？一些小企业可能更愿意，或者他的思维逻辑是如何把自己善于做的东西拿出来推销出去。但是，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企业，类似像当年的苹果，它一定会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去引领消费者潮流。那么，对规划行业的参与者来讲，我们以往只是说去卖我们的规划，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通过我们自身来技术上的创新、变革，引领中国设计的发展和规划设计人员和规划师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正如刚才沈院长，包括王院长，吴教授都提到。那么，再往前一步做高质量的规划，去打破我们的规划圈子，在制度化、体制上再往前做一些探讨，不仅仅只是做空间规划，而且要去做公共政策，去参与公共管理，这可能是我们规划行业做供需改革的过程当中可以往前进一步延伸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那一点，我想我们的规划行业就能够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那条曲线就不会往下一直延续下去。
    怎么做到那样一点，首先我们行业还是要不断的学习自强不息，不断的去突破。另外，行业体系之外必须要精诚团结，一个三鹿可以毁调中国的乳制品行业，规划圈，或者泛规划圈，刚刚谈到圈子的问题，我们把它放到泛规划圈，或者大规划圈的概念，还需要有更多的融合，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合作。在这儿我们也不能做竞价排名的事情，还是要有一个社会公立的、第三方的、科学的来去辅助政府，来去做决策，来去引导我们公众，参与城乡建设。
    最后，我觉得清华的校训不仅仅只有前两句还有后两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是我们作为规划从业者更长远，或者更高远的目标，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我们的自立自强，能够逐渐取得政府对规划行业，对规划从业人员的尊重，而不是以往的嗟来之食，跟你探讨一些城市发展的问题。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规划行业能够看到，或者我们期待的春天的到来！最后，还是回到我们人居集团组建时候的愿景，用远见践行人居理想。

专家研讨 主题：规划院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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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嘉宾（由左至右）：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袁牧（主持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总规划师/规划院院长沈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侯卫东，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必虎，深圳市蕾奥城是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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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袁牧：五位院长好，我们今天的台子比较小，大家坐的非常挤，挤点有好处，有助于大家之间的交流。  听了五位院长的精彩报告，了解了你们所代表的规划院在人居发展和建设领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形势之下各自领域之中都有各自的发展策略和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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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代我们定了这样的主题叫做“规划院向何处去”。大家想我们今天的主旨报告不光谈到了规划院，更多谈了城市规划怎么办，或者是大的规划。现在一直在谈“多规合一”，规划的边界问题等等，其实谈的是规划。谈到大的规划必然谈到规划院，规划院有各种各样的，有体制内，体制外，体制内包括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区域，国家和地方，院校有各种各样的规划院。上午提到规划院有院长的会，其实袁昕去参加回来之后说院长的会分几波，我们好像又不属于那几波里面的哪一个。

即使是规划院，也有不同的规划院。大家从过去的大一统的城市规划里面走出来的这种规划院都带有不同的色彩，也对规划有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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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以后，城市规划向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去发展，就存在一个不同的规划院怎么应对这样的规划。第一个问题我想提给沈迟院长，因为沈迟院长非常有意思，他自己介绍他从中规院到了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中心，后来到了发改委体系之下的规划编制的部门。

大家知道建设部跟发改委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发改委大家可能知道叫第二个国务院，掌控着中国最大的我们叫做国家层面对资源的分配的权力。而中国在这样体制之下，国家所能掌控的资源分配，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城乡的发展。

我们第一个问题提给沈迟院长，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关之下的规划院，它对于城市发展的理解和传统的规划院是有什么样的不同？您这样的规划院有哪些对于城市发展的更为高瞻远瞩的指导思想。谢谢。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总规划师/规划院院长沈迟

沈迟：谢谢袁总，这个圈子很好玩，我们讲是由各种袁组成，这边一个袁，那边一个袁组成的，我们院长叫袁昕。

其实我从中国城市规划院到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来在中城规划院，我们也在各种线下，比较多也有很多人说发改委做规划很虚，不落地，不落实。说起来我们做规划，以规划为依据，实际上有几个人好好看，认真学，去落实的？几乎是很少人这样做。更多是因为做的太虚。

调到这个单位来之后，发改委的同事在一起，他们也说又是这个规划院做的规划太虚了，不落地。你看他们做的项目都没有，怎么能画的出来。我想想是有道理的。

我们并没有把自己划分哪个部，我要站在这个部的立场上说什么事。而是我想尽量站在这个平台更高一点，看的更全面一点去面对这个问题。

到了这边来之后，我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比原来的学术会议的圈子大一点。我们看到在研究学术问题，很多并不是我们原来很多部门在城市规划政策的问题。我们曾经也有22字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合理发展中小型城市。我们现在我到发展规划院最开始去干什么？研究问题，我当时不知道报告是谁写的，后来我才知道最高层。研究什么？研究后勤制度改革，研究小产权房，要不要给它转正，研究这些问题我就蒙了，为什么是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当时编城市规划的时候，我的思想比较解放，我觉得这个地方行政区划不合理，要调整。后来我被上级领导讲编制城市规划绝对不要讲，行政区划调整的问题，你没有权力等等。我说我们编城市规划，又不是编部门规划。

我们的规划该怎么做？我们要是开放的，要各个部门参与的。我们研究城市发展的人非常多，又是圈子里的。比如说这些，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发言，我们规划圈第一次批判说你不弄城市规划，这样的事情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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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我参加我们中心组织的农业和农村问题以及土地问题，研究目前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我听了就觉得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可能绝大多数不是后期制度障碍，而是我们农村土地制度没有想好。农村三权的转移，有偿转让等等这方面制度设计没有想好。所以我们的城市化的进程也好，我们的农村涉及到恶意竞争以后，我们现在还是想他们来，但是他们愿意来吗？我们在浙江海宁做规划，我亲自参加问你们愿意不愿意落户到这里工作，只有很少的人愿意。这些制度的设计，包括我们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福利问题的研究，没有这些研究也是空话。

袁牧：谢谢沈院长，其实还有一个刚才没提的问题，大家知道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是中国几大改革机构之一，其实它更大的目标不在于怎么分配国家资源，而在于怎么样引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那么，我想问一下沈迟院长，在中国整体规划这个大的领域，我们真正改革的第一个突破口应当是什么？

沈迟：你说我们现在？

袁牧：对。

沈迟：如果说规划的改革，我觉得还是规划的龙头问题，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四个方面研究城市，我们研究城市，我们掌握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然后顺应这样的客观规律去做我们的空间资源，这是我们必须要研究的议题。

袁牧：同样的问题我可能也会提给王董事长，因为其实王董事长所在的规划院是在中国改革的最前沿，也是中国城市发展或者最新兴的一个城市，改革力度最大的一个城市，而您一直关注着这个城市的发展，从它的最初的规划到现在的规划，你一直都参与。我也想请王董事长您来谈谈中国城市规划，包括中国城市发展城镇化改革的最大突破口应当是什么？

深圳市蕾奥城是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

王富海：讲到空间体系，所谓一张蓝图，我个人觉得既然主体化，城市的主体地位必须要确认。也就是每个城市就是中国发展的主体，比它高的部分是它的宏观背景，所以城市是一级主体，国家又是另外一级主体，这两级主体必须都确立一张图的平台。现在的“三规合一”，怎么说呢？在国家层面没有这个概念，只跑到城市里边去做，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荒唐的事情，是一种行政资源的浪费。因为城市、区域、社会、经济，即使你要做一个综合性的规划这些因素都得考虑，但是都考虑这个之后，我从这个门进去，另一波人从那个门进去，然后大家到里边再去打架。所以，我个人一直提议就是在国家层面应该以国土规划作为一张蓝图的平台。当然，国土规划有这个词，但是后来这个职能划给了国土资源部，我的建议是把它收回到发改委，由发改委主抓国土规划作为一张蓝图的主要平台，其他的各个部分你都是国土规划的一个部分，这样通过国土规划来整合各项的规划。然后到城市层面，毫无例外就是城市总体规划，总体规划就是起到协调的作用，也是各个系统都要纳入到总体规划这个平台才能够做到协调。如果没有这样的所谓的两个平台，不能把所谓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这个蓝图到底是什么？从宏观层面和城市层面们别给它确定下来，那么我们规划的乱象还是会有很多很多问题。

吴老师讲到的大家都是依法来做规划，但是法本身又属于部门的规划。那么，这些法当然要修改，但是以什么标准来修改？如果我们仅仅从学术上说你要融合，你要综合，这可以说不是行政语言，行政语言就是要确定哪个为主，如果这点解决了，我相信空间规划很简单就是两种，一个更综合的国土规划，一个是涉及到城市当中确定性比较强的城市总体规划。而不是现在总体规划一说起来又是市域化，又是什么，无所不包了，又是乡村也都包进来了。其实我们的这个范围放大了反而不利于聚焦，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

袁牧：吴老师请讲。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必虎

吴必虎：我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讲，我认为中国不管是城市规划，还是文物保护规划，还是各种规划，在政府权力之间互相分配的过程当中，只是从左边口袋到右边口袋的问题，整个还是国家的，或者说是一个共同的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城市规划，或者是各种规划改革的一个核心是土地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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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住建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或者发改委有很多限制性的，或者说也在控制供给，但是实际上在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还没有报的时候某一个城市在批，它的地基用完了，认为土地制度不保证土地的产权人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在新中国建国的基础是公有制，公有制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根据《宪法》和《物权法》是被国家或者说由国家控制在集体所有。而且今天讲的城乡规划入刑的问题，我们要有更大的权利把农民赶走，一个规划上百亿，上千亿。从农民手里拿地太容易，成本太低，到市场上赚钱太快，而且每一任政府干五年，如果是封建社会，地是属于皇家或者贵族社会里面，这个地是贵族的，它会一代一代好好的经营下去。

所以，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归发改委管，还是归住建部管。开个玩笑，沈迟老师太有远见了，因为现在规划“多规合一”了，发改委就是一个平台，所以搬到那儿去了，开个玩笑。

袁牧：吴教授说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土地的确权问题。我想问一下沈院长和王院长，二位同意他的观点吗？

沈迟：他的想法我听不懂。

王富海：刚刚说决定规划的很多要素，我觉得不光是土地问题，我觉得是行政等等，你要说土地所有权重要，我认为各级政府他们的权利能够确权也很重要。老百姓的权利也能够确权，你是从土地拥有者对土地的权益，觉得它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如果说你法律这个决定，你老百姓在规划当中有什么样的权利，那其实间接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说白了这些东西对于中国当前的事来说还太远。

吴必虎：我刚才说的土地确权是最大的问题，袁总的问题是目前中国城市规划改革最困难，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突破口是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以后，你在制定规划的时候，所有规划，特别是城市规划的乱象，没有充足的法律支撑。当地是我的时候你要跟我商量，商量以后这个方案就越来越好，因为所有的问题出的太急，所以，千万不能让城市化入刑，确权以后再入刑。

沈迟：很多其他问题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局限于规划问题，尤其我们比较熟悉的圈子问题，还有国家空间体系的构建，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现在还不太明确。

主持人袁牧：这是一个持续要做下去的，这个环节不解决我们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再关注另外一个突破口的问题，孙司长上午报告提到，我们过去规划更多是自上而下，包括沈院长您是最自上而下，您国家的计划体制是一步步往下，您可能是必须接受自上而下一系列的国家的计划，才能制定出更下层的计划。

我们城乡规划在未来编制当中，可能会采取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这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真正去进入这样一个领域，对这个问题我想请极为大家看谁愿意谈谈这个问题。

沈迟：我们现在都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我们做的规划也是地方政府做，你在地方政府做规划的时候，更小的层，像居办，小的评级的单元也有它发展的层级。或者是到居民，居民做棚户区改造，他有他的水平。你上面有上面的政策，基本上就是这两者结合。只是在什么阶段，谁话语权比较大，谁的嗓门更大。

主持人袁牧：王院长您也是这个观点吗？您话题的构架好像不是沈院长提的构想。

王富海：他是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自下而上，下级政府自下而上。最上边下去，其实不是这种概念。我觉得也许我理解不充分，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自上而下是政府做的事情，自下而上是发动民间企业老百姓、社区来做的事情。

其实在这一块尤其是在所谓的城市更新的领域里边，其实这个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更新的前提就是你不能说我把所有土地再重新的征回国有，所有的都拆了拿回国有状态再出让。一定是在现有产权已经出让的前提下，跟现有的业主以及分享这些土地权益的很多业主他们一起来跟政府讨论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在城市中心这个领域，上下结合已经变成一个必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而且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把自上而下这块的东西真正纳入到这个规划的过程，规划的法定过程，规划的权利的必然性，这样一个协调机制上面来。在这个方面，如果咱们建设部有这样一种思路，我觉得我经常把这个观点提出来，学者可以说很多很漂亮的趋势。

主持人袁牧：我也想请吴教授谈谈您对自下而上的规划怎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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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必虎：规划在过去土地的征用和怎么把它资本化的过程中，政府更多看中是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大量现金流，像香港一样，香港是官商勾结而侵入了底层发展权益的利益。自上而下的问题，是上之间的问题。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互相打架这是一个问题，导致土地利用效率非常低。像香港的火车站，它是地铁、公交车都在一个楼里面，但是中国要花三片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土地的集中利用效率很低，所以这个上之间的关系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说土地是根本问题呢？因为当下面的老百姓要发言的时候，政府说你要听话我们法律规定可以征用的，国家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什么利益？理论上很清晰，执行的时候就是各地官员的意思，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了。底下的人就必须有一层保护的门槛或者是围墙或者是防火墙，我们去掉这个防火墙，这是自下而上无法开展的原因。还有老百姓保护利益的时候，他可以做。因此自下而上，我的基本理解中国的城市规划的问题不是上和下的关系问题，而是上和上之间的问题和下面和下面的之间的权力保护的问题。

主持人袁牧：我转移一下话题，我们先告一段落，刚才提到土地使用效率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在土地使用当中一种用地只要划定了它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唯一的，基本上是唯一的。这个问题我提给侯院长，我们很多文物保护，我们在城市规划中画的紫线，紫线的用地只有保护的职能。这种是否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我想听听你的理解。

侯卫东：刚才大家说的规划的问题，我插一句话，刚才没有机会说话。就是关于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问题，可能你们说的是大城市，实际行业也有这个问题。从文物行业来讲也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比如长城规划，是国家文化物质遗产。长城也有是从总体国家的角度做长城规划呢，还是分段去做呢，还是一个一个平台去做呢，还是按地县去做，还是按省去做，这也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前一段我们也就长城规划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到底怎么做规划？哪一级需要做？比如总规要不要做，省规要不要做，地县一段一段要不要做，可能跟政府有点相关。我这个没有政治敏感性，不说政治上的问题。

从技术的角度说，我们认为规划还是应该不同层次都应该做，只是定位不同而已。比如国家层面的总规实际上是确立了指导思想，并不是给底下下很多框架性的东西。到具体做规划，长城一段一段怎么保护，怎么去利用？我觉得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各有分工，各有层次，分别对待。

那么至于刚才说的土地问题，前两年我们文研院刚好列了一个题目就是在研究这个问题，叫做大遗址土地所有权问题的研究。就是作为一个遗址，因为遗址和古建筑不一样，古建筑简单，围墙一围，一栋建筑，多大面积。遗址往往有几个特征，第一，情况不明，比如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可能总占50平方公里，对文物部门来说最好把未知的都作为预留，这个我个人谈点看法，就是我以汉长安城为例，有一个土地问题，前一段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点，为了列入世界遗产，把汉长安城未央宫为中心的很大一块地全部都申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确确实实为文物保护留下了一个相当大的土地，这个土地的开发肯定就没有了，但是大部分是汉唐人原来记住的社区、农村现在都不知道变成什么了，因为地方投几十个亿，都等着以汉长安城为核心中间做产业，但是由于地做不成了。

所以，后来文化遗产方面也在反思，要不要把土地都征过来，都作为国家的文物用地。从规模上来说，汉长安城从建成到后来废弃，到后来老百姓生活、耕作，也是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应该保存的，也并不是我们都要把它恢复到历史的某一个阶段，这个后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包括汉长安城已经经过很多大遗址的土地征用问题，国家文物局现在已经很慎重，就是不再提大规模的征地，不再提大规模的搬迁。认为遗产和当地的老百姓和社区以历史的这种逐渐的共生实际上是最好的选择。

我个人的观点我也觉得比如文物，包括大型遗址，周边有些村庄，有一些其他的古建筑文物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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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牧：谢谢，下一个问题，吴教授一直关注旅游发展，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吴教授一直提倡遗产的活化。但是，遗产的活化其实面临很多的法律困境，吴教授您觉得怎么破解这样一个法律困境？

吴必虎：谢谢又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下次希望王老师在同济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容易挤进这个圈子。刚才侯书记讲的汉长安城的问题，他也是北大的毕业生，原来是考古系的，所以他接受文物的保护和文物的活化两种观点。最近陕西在民居，唐大明宫等对文物保护做了很多探索性的研究，他最近出了一套书就是大遗址的研究。全世界的大遗址像西安城的承建，而且跟欧洲的不同，中国有一个特点，特别是汉族为主的造反派把前面的推翻以后，要把以前的烧掉。这么以来项羽进咸阳城，然后皇朝（音）进长安城，要把长安烧掉。所以，中国的大遗址文物由于物质材料、建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文化遗产很难完完全全保持原真性。所以，今天不讨论原真性，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的考古界好像有一种原真性的情结，总想保留大遗址挖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活化这一块，如果不是最近习大大说要让文物说话，恐怕故宫的墙也不会对外开放，现在慢慢开放了。而且我听了侯院长的报告以后很受启发，或者很受鼓舞，他刚才PPT里讲文物的保护规划，文物的利用规划，遗产保护等等各种规划，袁总提出一个话题，如何借着土地利用提高效率，或者混合使用方面要做探索和突破？我相信第一个是文物局他管的这块地里面，比如蜘蛛寺（音）但是瑞典还是欧洲人提出很多修复。今天来了很多媒体，我觉得中国的媒体一定要到清华多听听课，因为以后你在写报告的时候才不会人云亦云，说文物又被商业化了，又被利用了，你要多学习以后才知道好的利用比被动的关门好的多。特别是北京特别多的古庙，房子1949年以前的就是文物部门管，里面有和尚的就是宗教部门管。实际上里面有和尚，有尼姑，又是文物，然后再搞点旅游，为什么不可以呢？像欧洲很多活化遗产可以搞婚礼，可以搞学术会议，可以开活动，也可以经营酒店，应该多种利益使用。

今天早上也提到一个问题，很多精英阶层，对于专家，什么是专家，专家的话最不可信。为什么？一个事情要有16个学科或者26个学科决定，你就听一方面专家来讲，然后就说专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那不是胡扯吗？所以，最不可靠的人就是专家。所以，我一直在改变自己的专家形象，因为专家是最不可信的。

所以，清华同衡规划院干什么？他要收26个学科，26个专家共同听袁院长指挥，然后拿出方案，这么说Good，然后就行了。而过去只听一方面专家，国家文物局是政府，不能变成文物专家的衙门。过去政府说拆就拆，不能建就不能建，能不能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一方面的意见，文物局是政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文物保护法》应该变成《文物法》，因为《文物法》应该解决文物的保护，文物的利用和产权三个问题。过去《文物保护法》是文物专家起草的。

主持人袁牧：谢谢，有请侯书记。

侯卫东：历史上的经济传到现在后来毁了，有遗址是一回事，没有遗址是重建。遗址保护，说没有涵盖的情况下，遗址是一种保护。上千年的东西放那这么多年，你说让它马上重建，肯定有影响。遗址保护这个概念不主张重现，而不是古建筑的研究。如果你不破坏遗址重建，跟文物无关，文化复兴你随便做。

宋代的人是修黄鹤楼，不是历史上的黄鹤楼，我们是保护历史上的黄鹤楼。我想借此机会说说修旧如旧。首先先说统一，这个旧如何去界定，过去大家去争论，只是修旧如旧，这个旧怎么去界定。所以说从文物部门来说，比如说的原真性，我们文物部门不太提原真性。说真实性，所谓的真实是在文物保护单位在它被定位遗产的时候的状况。比如说一个庙宇经过、宋代一直到明清，它现在的状况，被定位历史保护单位的时候，因为人们总结了它的价值，总结它的历史，把它列为保护对象，这时候的它是真实历史的现状。

过去大家说原真性，原真性应该是唐代的，这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不再提这个了。所以我觉得吴教授很多的观念是对的，但是在文物部门已经进行了一轮一轮，现在所说修旧如旧，旧是指历史真实，代表它历史价值最高点。

主持人袁牧：谢谢，我们开始到现在已经冷落我们的袁昕院长，为什么冷落呢？因为有一个重头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也先不提给袁昕院长，先提给沈迟院长。其实我们涉及到很多问题，涉及到规划的各个领域，刚才提到土地问题，提到行政规划编制的问题，提到城市规划管理的问题，提到旅游、文物保护，不同的规划。为什么提这么多？因为这些内容我们院全有，我们院是包罗万象。城市规划所，城市所涉及的，人居涉及的各个领域几乎我们都有，不光有规划，也有研究，把广告做完了，做完了我提这个问题。实际上含了这么多内容，说明我们在做各种各样的规划，现在我们希望一张蓝图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涉及到一个各种各样的规划怎么合成一蓝图，到底从机制上合，还是从平台上合，还是从别的途径合？这个我想听听沈迟院长和袁昕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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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迟：我们现在讲的一张蓝图，我认为不是事无巨细，一杆子插到底，我觉得我们一张蓝图还是指的十几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多规合一”，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跟相关的规划有技术的结合。比如这个规划和土地利用要有结合，和城市总体规划要有结合，和环境保护规划要有结合。有了结合才能分清楚各自的事情，现在为什么规划就是闹矛盾，就是在规划之间还没有重叠，有空白的时候，各个规划不断的长胖，城市体制规划融进去了，土地利用规划不是说我来保护旧城，把城市建设用地多少也是他做的，它引入多少的城市用地呢？它的需求我只能只能说我能供你多少。他没有考虑我的城市需要多少，我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多少，环境保护规划也是一样，环境保护我参加过环保部不少城市的环境保护规划。总是提出我的环境目标是多少，你将来五年环境一定比现在好吗？凭什么说比现在好？你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往上走的，产值是翻一番。碳排放还要增加的，凭什么说环境比现在好呢？有的地方提在城市群里面城市的路怎么走，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的环境好，你周围的环境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多规合一”的规划不是说它是要事无巨细的管理，把这儿事都管到。当然，这个规划要成立，其他的规划相应的改革也要有，相应的根据你的事权做规划。

那么，原来这个规划不断的变胖，这也是一个过程，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多规演义”，像写小说一样的，上面总的规划要说是什么样，各个的发展、步骤、目标要一致。

袁牧：沈院长您说的“多规合一”规划还是基于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的这样一个合一的规划。

沈迟：目前这个规划想法有很多种版本，有些版本就是在某现状的一种规划基础之上，就是我这个规划原来所有的东西全不要了，把你们的装进来，这是一种，几个部委，发改委、住建部、国土资源部都有这些想法。但是，我总的想应该是在这个之上。但是，这个也有它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你这样的规划，多编的规划，原来的规划都有，现在多编了一个规划，原来的规划都有，你还要编。目前我们又编的太深了，然后也有很多是管的交叉的领域去了，你一个规划，尤其总体规划编制中间，有些事情是上面管理，有些是你自己的，这个并没有分清楚，所以你再把原来的规划统计进来，这个困难更大。

袁牧：同样的问题听听袁昕院长您的见解。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

袁昕：我觉得“多规合一”和一张蓝图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多规合一”可能像今天所探讨的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实际上是管理和后台的机制问题，而一张蓝图可能更倾向于平台和工具，就是“多规合一”合到什么上，必定还是要一张网，叫底图，至少是一张工作底图。大家能够把这些规划连在上面，在这上面能够探讨它在管理上的这种协同，这种可能性。所以，从我的理解来讲，我们探讨“多规合一”更多的是政府内部来讲如何实现跨部门的协调和管理的问题。如果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实际上它一张蓝图也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不知道谁来实施这个事情。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提高城市治理的水平。举个例子，比如今天早晨清河的交通拥堵，但是今天早上过来才知道交通的问题在今天的体现是环卫带来的，在这之前谁想到环卫部门跟交通部门产生问题。但是，就是因为环卫的大卡车横在路中间，但是没有其他机制，看上去没有这样一个协同机制，我觉得再多的规划都没有意义。当然，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协同的规划，实际上它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平台来去承接它，这个平台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张蓝图，大家在这张蓝图上能够有共同的信息的交汇、共享，然后在这个上面提高管理效率，我是这样来去理解这张图的作用和“多规合一”的理念。

袁牧：谢谢袁昕院长，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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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海：要想管到底的蓝图一定不是很具体的东西，一定是相对比较超脱，包容性也比较强的东西。那么，现有的已经有的东西几乎都不可能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比如说，像现在“三规合一”，三个部门各出了一个“三规合一”，到底哪个部门可以做。比如在城市当中，如果拟总体规划，我要让总体规划可以比较超脱，可以把大原则定下来，把关键点定下来，之后总体规划一定要做，要去掉那么多内容。有些是通过其他的规划来解决，有些是通过后一层次的事情。有些不是通过规划，而是通过规则来解决。

实际上我们曾经给规划司也提了一个我们的总体规划的建议。我们记得当时提了有大刀来砍这个总规的东西，你砍掉的东西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不能放到一个需要稳定的做一张蓝图的上面。所以，你要赋予总规这样一个任务，它一定是可以完成的，这本身都是一个技术过程。刚才讲到国家层面如果是国土规划来充当这个事也是可以透过一系列技术的设计可以解决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连“三规合一”这个事三个部门都不能坐下来大家平心静气的通过技术手段去讨论，而各去搞一个“三规合一”的版本，那我们这种行政的效率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太低效了，甚至我觉得太可笑了。

吴必虎：我学地理出身的，我理解一张图感到地是目标体系和公共政策的系统，因为只有这样，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则，才能实现沟通的目标。所以，这个可能真的要摆脱原来画图的概念。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一张蓝图干到底是以谁为主来主导，是发改委，还是住建部，还是国土资源部，很多我认为肯定不是旅游局。不同的规划对这个地区优先性的关键矛盾在哪里是不一样的，东北林区可能是林业部门主导，文物的事情可能是文物部门来主导，比如说旅游的城市三亚。所以，中国的困难点在于它长期的大一统，它习惯搞一刀切的政策，包括“一户一宅”，而所谓一张蓝图干到底谁主导来干，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主要矛盾来指定不同部门来实施。所谓一张蓝图干到底，不是从部委层次，因为部委不可能干一张蓝图，所以是县级政府如何把一张蓝图干到底，每个县的主要矛盾是很清楚这个地方是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就得环保部门来主导干这个事情，很清楚。

第三，一张蓝图干到底，大家说中国的老百姓的法制知识越来越强，维权知识越来越强，今后物权和各种权利的确权也越来越清晰。所以，在这个概念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老百姓完全全程参与，如果三个部门哪怕是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三个同学都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毕业的，关系特别好，也没有用，因为老百姓会抵制下。所以一张蓝图干到底一定是规划的民主化才能实现。

王富海：所谓的一张蓝图，我认为蓝图这个用词是不当的，蓝图给我们的概念是很细致到施工图的时候才是蓝图。

吴必虎：如果没有学建筑就是一个愿景，在诗人眼里就是描述一个愿景。

王富海：蓝图应该是细致的，应该是一张概念图。

侯卫东：从我的理解，从我的这个行业来说，比如说“多规合一”，最起码从文物行业里边，把和城市相关的部分放进去，第二政府规划还是从城市规划起来，规划的书写还是从城市格局和产业布局把不相关的放进去就完了，自己去做行业规划，我说这两句。

沈迟：其实我们说“多规合一”，有一个实践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做属地规划真是“多规合一”。所有项目都是发改委审批，项目的规模、数量、投资，空间上播种、住建，那个是真正能做到的。

主持人袁牧：这个我得反驳你了，救灾规划太特殊了，跟我们平常做的规划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真是一个极其特殊情况下非常应急一个措施。真正到各个城市，恐怕这个蓝图还真不能是救灾模式能够解决的。

我作为主持人按理说我不能说的个人观点，我说一下个人观点。我不能理解这张蓝图是真的一张网，这张蓝图很有可能是大家的共识，是一个社会的共识，是一个政府与民众的共识，是一个市场与社会、与政府、与我们专家举的四个象限，这最后是获得大家共同利益摆在这。这个不是大家画出来的愿景图，也许就三条五条，也许就是七八个字，这八个字实现了，可能就是这个城市未来真正要实现的最终目标。

吴必虎：你说这个是规划，但是空间规划和非空间在政策方面，空间规划和政策规划方面。

王富海：都是国家的空间规划体系。

吴必虎：我们讨论一张蓝图干到底什么意思？它是空间部分和政策两方面加在一起是蓝图。这个蓝图我觉得无法实现。

主持人袁牧：谢谢大家，我非常高兴的看到大家都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没有达成共识，我们一起度过一个非常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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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次以的掌声感谢这五位嘉宾。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准备好的礼物，是五个斗拱，是一个纪念品，按照我们学术周的惯例，我们每届学术周都会准备不同的斗拱，如果有收集的爱好的话可以买，但是不送。

我准备的不是简单模块构成的斗拱，而是送给大家五千年人居营造智慧的精髓。群英汇板块到此结束。